陈家村的秋天比往年来得晚一些。
祠堂外，柿子压弯了枝头，落叶一层层铺满村路。
蜂窝制度出海归来，媒体报道铺天盖地，国际邮件一封封送来，各国合作协议、制度对接申请、学术研究邀请接连不断。
但陈鹏飞没有接任何采访，也没有再出席公开活动。
他只做了一件事：
——重启“讲制度的人”课堂。
这是蜂窝制度最初的小课堂，第一节课就是他、张浩和张玉英在祠堂里，用手画的制度轨迹图讲给一群少年听的。
如今，那群孩子已经考上大学、回到村里、或在蜂窝平台担任模块管理员。
这一次，他请来许佳音、刘伟、曹正宇、周连成，还有来自外村制度试点的年轻人，共计三十二人。
桌子不是新的，墙上的轨迹图也没有更新，连粉笔还是最早那批。
陈鹏飞走上去，什么也没讲，先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
“讲制度的人”
他转身，望着台下这些即将接过蜂窝火种的人，开口说：
“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现在有了全国的牌子，进了国际大会。”
“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最早，是拿着一块破黑板，一张写错了三次的工分卡，一堆村民的骂声和一场场散了又开的议事会，才一点点，把这套规矩喂成能活的。”
“我们不是在传制度。”
“我们是在传——‘你讲理要讲到让人服气’的那种本能。”
“蜂窝能走到今天，不是因为我们流程清楚，而是我们不怕难看。”
“我们让制度贴上墙，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有人看。”
“你们以后要记住：规矩最怕的不是没人用，是用了却没人敢说‘这个规矩我不认’。”
全场鸦雀无声。
许佳音抬手：“那我们讲制度的时候，要从哪讲起？”
陈鹏飞没回她的问题，只把手按在黑板上，擦掉那五个字，又重新写了四个字：
“我不服”
他说：
“从这四个字讲起。”
“你讲制度的意义，不是让大家照办，是让大家愿意当着你面说——我不服。”
“你如果讲制度讲得没人拍桌子，那这堂课就白讲了。”
“真正的制度，不是让人听话，是让人服气。”
“让人拍完桌子还能坐下来。”
……
讲完这堂课，他没有布置作业，只留了一张卡纸，上面写了一句话：
“你所讲的制度，能让谁签字？谁愿意反对？谁能修回来？”
许佳音盯着这张卡纸看了很久。
她突然意识到：制度不是规矩，是一种把吵架变成轨迹的方式。
那一晚，蜂窝制度完成了它最本质的一次自我脱胎：
从“一套可供推广的机制”，彻底变成“一个能被不断讲述、被接力传播的文化火种”。
火，传出去了。
而陈鹏飞，终于在这节课后，卸下了“制度第一讲述人”的名号。
他不是隐退。
他只是——退开一步，把麦克风递出去。
自那堂课之后，蜂窝制度在国内逐步收缩发布频率。
不是停了，而是慢了。
陈鹏飞说：“这火不能光烧陈家村的灶，也得让别人种自己的柴。”
于是，蜂窝平台宣布启动**“火种计划”**：
核心思路很简单：
?不再输出标准制度文本；
?不再提供一键复制模板；
?不再评比哪条制度更完整。
蜂窝从“共建机制提供者”，变成“制度叙述支持者”。
每一个新加入的火种村，只需提交三样东西：
1.一段群众争议视频，证明制度不是平地起；
2.一张原始制度草图，不管多丑，必须是手画的；
3.一份失败记录，哪怕只有一次，也得记下来。
收到这三样东西，蜂窝才开档案，才给接入“火种地图”的资格。
“你交不出失败，我们就不认你。”
“你写不出谁反对过，我们就不让你挂蜂窝的名头。”
这项机制刚发布的时候，有些新村代表不理解。
“我们制度还没跑呢，怎么就先交失败记录？”
张浩笑：“你要是怕失败上墙，干脆别搞制度。制度不怕摔跤，怕的是摔了还不敢认。”
许佳音也补了一句：“能在制度里写上‘我们吵崩过’，这才叫起步。”
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村官、返乡青年、乡镇议事骨干开始用他们的方式，“复刻”蜂窝，但不是拷贝，而是——换土种树。
西北高原，有村子尝试用蜂窝结构套用到“水渠争议调度”中，搞出“用水前签到、用水后签字”制度，每签一次，公开栏就多一张“我用完了”的红印卡。
“这个制度，是我们吵着吵着，谁先放水谁挨骂，最后骂出流程来的。”
南方丘陵，一个以苗族为主的村寨，将蜂窝制度图谱画成了绣片图腾，贴在村委墙上。
制度节点不写数字，而是画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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