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代表议事会；
?三角是分账点；
?方块是失败记号。
他们说：“我们不识字，但我们会认图。”
制度演化，从图纸变成花纹，从会议室走进绣房。
而在更远的非洲坦桑尼亚，蜂窝制度的第一支国际火种队伍也生根了。
刘伟带着志愿团队，在一处村落开了十次制度班。
语言不通，他们就用图示沟通。
文化隔阂，他们就用“真实争议画面”来让村民参与。
“我们一开始只教他们一个词：fail（失败）。”
“当有人敢在小黑板上写下‘我们去年分水出过错’，那一刻，我们知道——蜂窝到了。”
火种，不是走了多远。
火种是——别人愿意从自己的泥土里重新点起来。
……
蜂窝平台在全球范围上线“火种图谱”，不再显示每村制度进度，而是记录：
?哪个村第一次上墙了失败记录；
?哪个小区第一次引入签字卡；
?哪个镇街第一次公开反对者名字而未被压制；
?哪个国家第一位制度讲述者出现在议事桌上。
陈鹏飞看着这张地图，喃喃自语：
“不是我们走到了世界，是世界找回了它自己那点还敢吵的本能。”
他把这张图叫做：
“讲理地图”
讲理的，不是规矩。
是人。
……
那年冬天，蜂窝祠堂来了一批年轻面孔。
他们不是来求模板，也不是来学经验。
他们带着手画的图、争议的录音、失败的笔记，虔诚地把一摞摞卡片递给许佳音。
“我们是来交火种申请的。”
“我们想讲我们村的规矩，不是别人的。”
那一刻，陈鹏飞坐在最角落，轻轻站起，转身走出祠堂。
没人注意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他走在雪中，一步一步，像走在最早那年贴账的泥地上。
身后，是一群已经能“吵出规矩”的新火种。
他没有回头。
因为——火已经不是他点的了。
那年岁末，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罕见提到“基层治理创新路径的人民化表达形式”，并在主报告第七章中，引用了一段话：
“有一个村庄，他们把失败写在墙上，把签字挂在村口，把规矩交给争议者去修补。他们没有搞形式，没有用文件，而是靠每一次‘我不服’，走出了一条制度之路。”
报告没有点名。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说的是蜂窝。
随后，全国各地人大代表提交提案，建议：
?将蜂窝制度演化路径纳入“地方制度备案机制”；
?设立“制度演化档案日”；
?将“群众共议签字卡”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试点内容。
制度，第一次，从“治理工具”，变成了“公共文化”。
媒体用一种极为罕见的语调评论：
“蜂窝不是个别村的胜利，而是这一代人重新证明了：我们仍然愿意靠争议去维持公平。”
而在陈家村祠堂，蜂窝平台首页同时上线新页面：
《蜂窝制度·公共文化版本》
这一版本，不再提供制度咨询，也不做案例复刻，而是提供：
?讲制度的素材；
?写失败记录的教程；
?吵完一场怎么修的复盘方法；
?如何公开争议还不撕裂群体的故事脚本。
它不是制度输出，而是——制度故事的“脚本库”。
是让千千万万普通人，也能有讲规矩的语言。
蜂窝，不再是机制。
它成了文化，成了一种人们之间处理不公、争出公平的语言系统。
而那天中午，陈家村祠堂门口贴出一张纸条。
字是陈鹏飞写的。
他没有通知任何人，只在门口钉了四个字：
“制度归民”
纸条下，是一张系统封档单：
档案：蜂窝制度（陈家村原型机制版本）
封存：2026年1月1日零时
理由：已完成初代制度讲述与传承，交由公共传播体统继承演化
陈鹏飞不再是平台代表，不再是签字人，不再是讲述者。
他是“蜂窝的最后一位看墙人”。
那天夜里，他悄悄去了制度墙前。
没人知道他站了多久，只知道第二天晨光中，祠堂角落多了一块牌子：
“制度讲完的那一天，是人民开始说话的第一天。”
……
几天后，蜂窝制度被收录进国家公共记忆工程。
文化部、档案局、中央政策研究室三方联合发文，设立：
“蜂窝制度原貌馆”
馆址不是在首都，也不是在省会，而是在陈家村旧祠堂西边，旧水井旁的两间小屋。
没有大门，没有票价，没有导游。
只有一张长条桌、几块原始签字卡、墙上一整面涂满涂改痕迹的轨迹图，还有一台随时能播放72次失败记录的旧电视。
不远处的小学生常来这里写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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