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窝制度有一个核心文件叫‘失败记录卡’，你们认为，它算不算证据？”
刘伟笑了笑，举起一本厚厚的资料档案：“教授，我们这本里有134页失败卡，每一页都附有签字、视频截帧和议事笔录。如果这都不算证据，那您法院现场问案时的陈述记录，也不过如此。”
全场哗然。
一位研究生当场发问：“蜂窝制度强调‘谁签谁负责’，但并未通过法定委托，这样的责任认定是否有法律效力？”
刘伟反问：
“那我问你，村干部安排工分，村民认不认？”
“签字人在议事桌上承诺说‘我来收尾’，后来出事了，全村人翻出那张卡，你说有没有社会认同效力？”
“法律，不光靠文本定义，还要靠规则被谁接受、被谁认可。”
教授沉思片刻，忽然提出一个刁钻的问题：
“蜂窝制度最核心的机制是‘讲理’，你们有没有想过，它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没有固定规则，只有过程修复，会不会导致不稳定、被情绪主导？”
刘伟拿出了一张“制度争议图谱”，指着其中一条曲线说：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失败备案。”
“你怕不稳定，我们怕没人敢推翻规则。”
“制度如果不能被反对，那就只能被悄悄破坏。”
“我们每一次讲理，不是靠口才，是靠——签下去的名字。”
“谁讲，谁签。谁签，谁担。”
全场陷入长久安静。
那堂课之后，法学院开设了一门新的选修：
《制度责任卡实务研讨》
课程教材中，引用蜂窝制度原版失败记录五十份，供学生分析其中的“责任结构、协商话语、争议共识点、修复路径”。
其中一条制度争议复盘被全班评为“最具真实法律张力”：
案例：东川村公共水渠调度失败案
起因：两户人家争水时间重叠，系统未设争议反应机制
共议结果：签字卡中新增“责任异议登记人”一项
修复周期：一周
村民反馈：事后未再冲突，认定“谁签谁担，不签不吵”
教授在点评中写下：
“蜂窝制度不是法律，它是法律的前夜。”
“在那一片片签字的纸上，我们看见了草根社会最早的契约精神。”
……
同一时期，中国政法大学发布《基层治理证据制度白皮书》草案，第一次提出：
?“群众自治机制中的签字卡、轨迹图等材料，在未设法律冲突的前提下，可作为社区裁决类事件的事实性佐证”；
?“建议将蜂窝类制度中形成的签字承诺、失败备案等，列入‘实用型协议表达’予以司法参考认定”；
?“探索在无正式合同条件下，以‘过程留痕+群体签约+责任公示’构建事实责任链条，填补制度真空区。”
蜂窝制度，第一次以“事实协议机制”身份，被纳入正式司法参考层面。
而那一天，张浩坐在祠堂院墙外，对着老水井沉默了许久。
他对许佳音说：
“我们最早贴张纸在墙上，怕的就是没人敢看。”
“现在法律界都来看了，反而我们得提醒他们——这纸，不光是制度，它是你敢不敢把责任贴出来的勇气。”
许佳音抿嘴一笑：
“没事，他们怕责任，但喜欢讲证据。”
“咱就用一张张签字卡告诉他们：责任和证据，是一回事。”
那天晚上，蜂窝平台新设“签字卡数据库·法学研究通道”，开放原始责任链图谱供院校和研究机构免费使用。
首页留言处，只有一句话：
“如果你在找证据，请先去找——谁签了字。”
随着蜂窝制度陆续进入中小学、法学院，下一站，是——影像学院。
这一次，是中国传媒大学纪录片创作中心主动联系蜂窝平台。
“我们想拍一部完全不加旁白、不做预设、不用煽情配乐的纪实片。主角不定，线索不强，只要求一件事：拍到‘规矩是怎么被争出来的’。”
蜂窝团队听完后沉默了半分钟。
张浩反问：“你们不怕拍不出效果？我们那套制度，没有主角，没有高潮，也没有感人瞬间，只有一群人争来吵去、反复推翻自己。”
纪录片团队却笑了：“你们恰恰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真实而不矫饰的故事。”
于是，蜂窝制度纪录片《我们吵完了再签》正式立项。
拍摄原则定得极为苛刻：
?不采访，不引导，只记录；
?所有人必须签署“内容不可删减授权”；
?拍摄不选典型人物，只抓真实议事过程；
?失败记录必须完整呈现，不能剪辑避重。
导演第一次进村，正赶上龙虎村临时议会，一条制度失败备案刚出炉。
村支书拍着桌子说：“咱上次说谁跟踪执行？没人签字，这账挂不上墙。”
一位村民怒道：“我提了反对你们不记，这次真出了问题了吧？”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