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蓉汇报完海外十六个藩王及相关情况后，朱昭熙将注意力重新转回国内事务。王府掌书钟文海知晓接下来该由自己汇报，而夏蓉也自然主动退回了自己原本的位置。钟文海向前迈出一步，开始有条不紊地讲述国内的情形。“王爷，近来朝廷上风向有些变化了。”
说着钟文海把事情的起因娓娓道来，此时，国内的移民事务已接近尾声。经过此前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全国范围内可用于继续移民的人口数量已所剩不多。
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自然是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国家治理方面。然而，当那些官员深入审视国家现状时，却惊讶地发现，如今的国家已不再是儒家士大夫们心中所设想的模样。
曾经，传统的“士农工商”阶级观念深入人心，士大夫阶层处于社会的上层，主导着社会的思想和舆论。
但这些年，随着大明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显着变化。工商业人口的地位迅速提升，其中，工匠的地位，尤其是造船和纺织工人的地位变得相当之高。
这些匠人凭借着自身的技艺，在这些年里为了大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造船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海外贸易和军事力量的增强；纺织业的进步，则丰富了国内的物资供应，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他们成为了朝廷支柱性产业的重要支撑力量，在民间也备受追捧。
与此同时，全国的商人也因大明发展的需求，成为了各地的座上宾。他们活跃于国内外的贸易往来中，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增长。
大明与南洋、西洋等地的贸易日益频繁，商人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带回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源，自然受到追捧。
儒家士大夫们猛然惊觉，多年来传统的“士农工商”阶级地位秩序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被打破了。这一变化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不满和不安。
在他们的观念里，士为尊，农次之，工和商的地位应相对较低。如今工商业的崛起和商人、工匠地位的提升，挑战了他们长期以来所坚守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
于是，士大夫阶层内部出现了分化。一些较为开明的士大夫认识到时代的变化不可阻挡，开始重新注解儒家经义，试图在传统儒家思想中找到与当下社会发展相契合的内容，以适应新的形势。
他们希望通过对经典的重新阐释，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同时也维护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
然而，大多数士大夫并不愿意接受这种变化。他们再次抬出程朱理学，要求皇帝尊孔复古，恢复三代之治，主张重农抑商，期望让百姓重新回到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模式。
在他们看来，工商业的发展会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人们会追逐利益而忽视道德和伦理。只有回归到传统的农业社会模式，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起初，这些争论和主张似乎与朱昭熙并无直接关联。但随后，士大夫们在看到了到了北方的变化之后，开始全力攻讦朱昭熙、朱瞻墡、朱瞻埈三人。
而攻击的事由也非常简单，随着东北五省的开发，沿海地区伴随着造船厂的兴起，造纸厂也全力投入生产。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充足的劳动力使得造纸厂能够大量制造纸张。
这些纸张除了满足读书人的需求外，还有大批被朱昭熙、朱瞻墡、朱瞻埈三位王爷购买，投入到了北方的教育之中。
与此同时，由于煤炭在北方的广泛应用，煤炭制墨技术也应运而生。虽然这种墨的质量比不上传统的墨，但胜在能够大批量生产，满足了市场对墨的大量需求。
在朱昭熙、朱瞻墡和朱瞻埈的推动下，以朱高炽裁汰下来的宫女为基础，再加上从民间招募的秀才童生，利用这些纸张和墨，开始大规模地推广教育。
最初的三年，主要是教导适龄儿童，为他们传授基本的文化知识和道德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两年更是广泛开设夜校，为那些白天需要劳作的成年人提供学习的机会。
由于缺乏足够的笔，他们便大规模地养鸭养鹅，用鸭毛和鹅毛制作成笔，以解决书写工具的问题。
经过近五年的努力，北方三千多万人口中，已经有一千多万人口能够读书识字。这一成果在普通人眼中，无疑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推广教育的人堪称“人间圣人”。
然而，在那些自视甚高的读书人眼中，却并非如此。他们认为北方地区原本文化相对落后，不配享有如此大规模的教育资源投入。在他们的观念里，文风鼎盛的南方才是文化的正统所在，北方的发展威胁到了南方的文化地位。
于是，这些读书人纷纷参奏北方三王，指责他们耽误农时，认为大规模的教育活动让许多人花费时间在学习上，而忽视了农业生产。他们还称北方三王的行为是误国误民，搞的是面子工程，目的只是为了讨皇帝的欢心，将北方三王视为奸臣。
起初，朱高炽并没有想要处理北方三王的意思。他清楚北方三王在过去的七年里，在北京独自处理事务，将北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整个北方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奏的声音不断传来，他也逐渐开始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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