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曾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古煜想补充的是,世间亦无无缘无故的怀念。
与刘喜林先生的相识始于1978年的夏天。在此之前,古煜作为一名年轻的工人,曾发表过几篇“豆腐块”文章,连续几年被评为湖北日报和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的优秀通讯员。他撰写了一篇关于车间主任“技术精湛,宝刀不老”的通讯报道。
一天下午,苟铁怀主任手持报纸,笑容满面地对古煜说:“小古啊,你做得不错,让我登上了省报,哈哈。”古煜回应道:“你干的好,我不过是实话实说。”
出乎意料的是,不几天后,这位主任竟带着组织干部科长和厂子弟学校校长一同来访,要调古煜到厂子弟中学担任语文教师。他们一周之内,先后两次登门,古煜均以“普通话不标准,恐误人子弟”为由婉言谢绝。然而,古煜内心的真实想法是:自己连初中都未读完,又哪有资格去教授中学生呢。
在那个青春洋溢、纯真无邪的岁月里,古煜未曾料到,两次婉拒竟会激怒主任。主任讥讽道:“真是狗子坐粪箢——不受抬举!”不给领导面子,后果自然不言而喻。友谊的小船就这样轻易地倾覆了。接下来的半年,古煜在工资调整时遭遇了主任的阻挠。
尽管他在班组20人中理论考试名列前茅,实践考试也跻身前五,并且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电台发声,还利用周末时间为车间制作版报(每期10张三合板),在工厂的中心位置——食堂门口展示,贡献了大量社会工作。这些成绩在厂内外有目共睹,他也因此小有名气。劳资科长建议:“戴帽给。”然而,主任却冷言道:“给一个不够!要戴帽,再加三五个才行。”
这情况传到当时正在邻近建新厂,平整土地搞三通(水、电、路)的时任邻厂政工科长(后任专业厂党委书记,技术中心党委书记),以及该厂工会主席和党委副书记耳中。他们找到古煜,希望他到新厂担任宣传干事,并表示如果愿意,他们即刻下达调令。
问题再次浮现——调动命令必须得到主任的签字批准。而主任正好掐住了古煜的软肋——他没有任何背景,地地道道的一个农村娃而已。主任扫视了来者和古煜一眼,不无傲慢和轻蔑地说:“三位领导,你们调其他人都可以,但他不行!”
古煜心领神会:让你去的地方你拒绝,你想去的地方——免谈!若将古煜比作孙悟空,那么主任无疑是如来佛。然而,遗憾的是,古煜并非悟空,主任亦非如来。但在他的一亩三分地内,他确实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既不涨薪,也不准放人,这让古煜感到极度的郁闷与愤懑。该如何是好?正如苟主任霸气十足地所言:“石头是砸不破天的!”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始终关注古煜的厂政工科长郎理政先生,对他(每年都是厂里的优秀通讯报道员)不幸的遭遇深表同情。郎先生多次为古煜奔波,寻求转机,并不断宽慰他:“小古啊,你要看得长远些,‘风物长宜放眼量’,还有其他的机遇;即便这次不行,下次还会有机会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不可能永远阻碍你!”
他还告诫古煜,千万不要因此气出病来。然而,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79年冬季,又一次迎来了工资调整。古煜因被苟铁怀主任认为“不安心本职工作”,面临是否能获得加薪的困境。这种压力几乎让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然而,“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豁达心态最终拯救了他,使他没有采取极端行动,而是选择以逃避现实的心态住进了医院。
那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季,原本并不严重的支气管炎,在持续的忧郁情绪影响下逐渐恶化。在接受治疗过程中,由于对青霉素过敏,医生改用了庆大霉素。每天接受两三针注射,持续了整整三个月,以至于护士方华戏谑地说:“你的屁股都快变成钢板了。”
古人云:“祸兮福所倚。”自那以后,这个原本难以根治的慢性病竟奇迹般地彻底痊愈,再未复发。尽管疾病已愈,但心中的怨恨却未消散。古煜暗自思忖,正如增广贤文所言:“但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你这个欺人太甚的狗东西,你现在一手遮天,我不能把你怎么样,自有天道轮回来惩罚。
又是一年春草绿、杏花红的时节,鉴于古煜的身体状况,支部彭海书记为他调整至一个相对轻松的岗位。该岗位紧邻工厂的大花房,其中栽培着各式珍稀花草,景致宜人,实为休闲养生的理想之地。然而,尽管这座花园令人心旷神怡,却仍需谨记“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梁园曾是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封地。)
在那一年,古煜幸得贵人相助与恒久知己的陪伴,终获豁然开朗之境。古煜决意以一颗童心,表达对她的深深感激,让她尽享快乐。或许未来,他将撰写关于他人经历的故事,与她形成鲜明对比。一旦领悟此理,古煜便在闲暇之余重燃创作激情,专注于诗歌、散文及小说的耕耘。其作品不涉及任何特定人物与事件,力求保持超然物外的态度。这样的写作不仅令古煜心旷神怡,更是锤炼文笔的绝佳途径。在轻松的工作岗位上度过了年余时光,他在报刊、电台上亦小有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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