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里的腥气淡了些，却多了层化不开的冷。八能踩着结霜的土地，已经跑了一年多。鞋底磨穿了三双，身上的破棉袄烂得像渔网，只有心口的龟甲，还牢牢贴着皮肉，硌得他时常在夜里惊醒。
他早忘了母亲说的南方在哪。太阳升起的方向有时是东，有时被乌云挡得辨不清；河流弯弯曲曲，有时往南流，有时突然拐个弯，像是在戏耍他这个迷路的孩子。有次他跟着一群难民走，走了半个月，才发现又绕回了上个月路过的破庙——梁上的尸体还挂在那儿，只是瘦得只剩层皮，风一吹，像个晃荡的稻草人。
“跑不动了。”这天夜里，他蜷在草堆里，看着天上碎成一片的月亮，突然对自己说。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带着股连自己都惊讶的疲惫。
往南走又能怎样？哪里不是一样的断墙，一样的死人，一样的日本人？他摸了摸怀里藏着的半截刺刀，锈迹已经爬上了刃口，像他心里那些开始发僵的恨。
“先回去。”一个念头猛地冒出来，带着股火烧火燎的劲，“回上海。”
回那个有母亲血的仓库，回那个有弟弟哭喊声的巷口，回那个有顾先生家玫瑰香的别墅。他要去找佐藤，找那个独眼汉奸，找所有还在上海的日本人——娘的仇还没报，那些血债，得先从最开始的地方讨。
这个念头一出来，他浑身的血好像都活了。之前的迷茫像被风吹散的雾，心里只剩下一个清晰的方向：往北，回上海。
他不再跟着任何人，也不再管太阳往哪落。饿了就扒拉几口雪，渴了就嚼块冰，夜里靠着墙根睡，梦里全是上海的街景——法租界的梧桐叶，码头的汽笛声，还有娘在别墅院子里浇花的样子。
路过一个小镇时，他听见茶馆里有人说上海的事：“日本兵在那边抓得紧，说是在清剿一个小煞星……”他心里一动，知道他们说的是自己，嘴角却咧开个难看的笑。好啊，他们还记得他，那就好。
他开始往上海的方向凑，专挑有日本兵的地方走。看见巡逻队就远远跟着，听他们说话，记他们的路线，像只耐心的小狼，等着扑上去的机会。心口的龟甲又开始发烫，这次不是疼，是种熟悉的、带着狠劲的暖，推着他往前走，一步比一步稳。
他还是个孩子，会在路过卖糖人的摊前停下脚步，盯着那些花花绿绿的糖人看半晌；会在听见别的孩子叫“娘”时，突然红了眼眶。可这些瞬间很快就过去了，被心里那个“回上海报仇”的念头盖过去，像被大雪压灭的火星。
风往北吹，带着黄浦江的潮气。八能的脚步越来越快，瘦得像根柴的身子里，藏着一股谁也说不清的劲。他不知道回上海会遇到什么，不知道能不能报仇，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走到那里。
但他知道，必须回去。回到那个开始的地方，对着那些还在笑、还在耀武扬威的日本人，亮出他磨了一年多的牙——哪怕这颗牙早就松动，哪怕咬下去会崩碎自己，也得咬下去。
因为那是娘倒下的地方，是弟弟最后哭叫的地方，是他心里那团火，最该烧起来的地方。
回到上海时，仓库里的血早就干成了黑褐色，像块丑陋的疤，烙在巷口的地上。距离娘倒下那天，已经过了一年零三个月。
租界的铁丝网往外扩了半条街，新刷的标语刺眼得很：“严惩黑帮暴徒，以儆效尤”。下面画着青面獠牙的人影，手里提着滴血的刀——明眼人都知道，那是日本人给仓库的血案找的替罪羊。
“就是那帮黑帮，杀了皇军的人，连个帮佣的娘们都不放过。”巡逻的日本兵踢着路边的石子，语气轻佻得像在说件无关紧要的事。旁边的汉奸跟着赔笑：“可不是嘛，太君英明，这才清剿了那帮杂碎，保了租界的安宁。”
八能缩在垃圾桶后面，指甲深深掐进冻硬的泥地里。一年多了，他们不仅把娘的死栽赃给不相干的黑帮，还借着“清剿”的名义，把附近几条街的青壮年都抓了去，有的填了江，有的成了枪靶子。昨天他还看见，卖糖人的老王头被日本兵拖走，就因为他儿子曾在码头扛过活，被安了个“黑帮眼线”的罪名。
别墅换了主人，门口的哨兵换成了日本兵，腰里的刺刀在太阳底下闪着冷光。夜里从墙外翻过去，能听见里面传来猜拳声，日本人在喝酒，笑声浪得能掀翻屋顶。他们喝的酒，用的碗，踩的地板，哪一样不是沾着中国人的血？
心口的龟甲烫得厉害，比一年前在仓库里时更甚。他摸着那七片甲片，突然想笑——原来时间走了这么久，恨一点没淡，反而像窖里的酒，越酿越烈，烧得他五脏六腑都在疼。
他不再是那个只会抡石头的孩子了。这一年多在外面颠沛，他学会了听风声辨方向，学会了从死人堆里找吃的，学会了把眼泪憋成汗。现在回到这起点，看着他们用谎言盖着血债，用屠刀对着无辜，心里那股劲突然沉了下来，像块烧红的铁，淬了水，硬得能砸开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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