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斯大林这位从格鲁吉亚大山里走出来的“钢铁之人”，在俄国内战的枪林弹雨和苏波战争的硝烟弥漫中，是几经沉浮，既展现了他铁腕冷酷的一面，也暴露了他刚愎自用的性格缺陷。但无论如何，他凭借着对革命的“忠诚”（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和在组织工作方面的“才干”，在列宁病重、苏维埃政权初立的混乱时期，一步步地走近了权力的核心，最终坐上了那个看似不起眼、实则潜力无限的联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宝座。
然而，就在他开始利用这个职位悄悄编织自己的权力网络，准备在幕后大展拳脚的时候，一个巨大的阴影，或者说，一份来自革命导师的“最后警告”，几乎要将他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说的，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是如何在克里姆林宫那错综复杂的权力迷宫中，运用各种手段，一步步地清除异己，最终登上权力顶峰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公元1924年1月21日，对于苏维埃俄国来说，是一个天塌下来一般的日子。那位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经历了长期的病痛折磨后，与世长辞了。
列宁的逝世，不仅让整个苏维埃俄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更使得党和国家的权力核心，出现了一个微妙而危险的真空。谁将继承列宁的衣钵，领导这个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继续前进？这个问题，像一团迷雾，笼罩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也牵动着党内各位大佬们的心弦。
就在列宁去世后不久，他的遗孀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遵照列宁生前的嘱托，将一份被称为《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文件，也就是后来震惊苏联政坛的《列宁遗嘱》，郑重地呈交给了联共中央政治局。
这份遗嘱，可以说是列宁在弥留之际，对他亲手创建的这个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最后思考和深切忧虑。在遗嘱中，列宁不仅分析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分裂的危险，更对他身边几位主要的领导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等——都进行了坦率而尖锐的评价，点出了他们的优点，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们的缺点。
而对于斯大林，列宁的评价尤其引人注目，也最为负面。他明确指出：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更要命的是，列宁在后来的一份补充材料中，更是毫不客气地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
您想想，这“调开总书记”的建议，出自列宁这位党的最高权威之口，份量有多重！如果这份遗嘱在当时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向全体代表公开，那对斯大林的政治前途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他那个刚刚有点起色的总书记宝座，恐怕立马就得挪窝了。
斯大林自然也清楚这份遗嘱对自己的巨大威胁。据说，当政治局的少数核心成员（包括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加里宁、莫洛托夫等人）秘密传阅这份遗嘱时，斯大林本人的脸色肯定是相当难看的。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刻，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盟友”和“神助攻”出现。
在随后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5月）前夕，关于如何处理这份遗嘱，党中央的高层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在斯大林的巧妙运作和某些人的“帮助”下，大会决定，这份遗嘱不在大会上向全体代表公开宣读，仅仅在中央委员会的高级干部小范围内部进行传达。 这无疑是斯大林化解危机的第一步。
紧接着，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当宣读完列宁关于斯大林“过于粗暴”、“建议调开”的段落后，斯大林本人“顺应民意”，非常“谦逊”地站起来，当场表示，既然导师对自己有这样的评价，那自己愿意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以服从党的决定。
这一下，可把球踢给了其他人。尤其是当时在党内与托洛茨基明争暗斗、也想争夺列宁继承人地位的另外两位重要人物——格里戈季·季诺维也夫（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列夫·加米涅夫（时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政治局委员）。
这两位大佬，当时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他们虽然也知道斯大林有些毛病，但他们觉得，当前党内最大的威胁，不是这个看起来还有点“土气”、不善言辞的格鲁吉亚人，而是那个声望如日中天、在军队中拥有巨大影响力、而且思想上总有点“特立独行”的列夫·托洛茨基！在他们看来，斯大林不过是个搞组织工作的“事务性”干部，好控制；而托洛茨基一旦大权在握，那他们俩可就没好日子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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