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国家未来经济政策的走向和党的领导权问题上。
列宁在晚年为了恢复被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摧残得奄奄一息的国民经济，果断地推行了“新经济政策”，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这个政策在当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引起了党内一些“左派”人士的担忧，他们觉得这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而斯大林呢？他一开始是支持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一段时间的，认为这是恢复经济、巩固工农联盟的必要之举。他还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理论——“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和建成”的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为苏联在没有世界革命爆发的情况下，独立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也迎合了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希望稳定和建设国家的愿望。
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个“老革命”，思想上可能还停留在“世界革命”的激情年代。他们对新经济政策越来越不放心，觉得这会滋生资本主义势力，腐蚀党的纯洁性。他们更倾向于尽快结束新经济政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并且重新举起“世界革命”的大旗，积极支持和推动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世界范围的革命胜利，才能最终巩固和保障苏联的社会主义成果。这种观点，与托洛茨基之前一直倡导的“不断革命论”和“世界革命”理念，倒是不谋而合。
于是，曾经联手对付托洛茨基的盟友，现在因为政策路线的分歧，开始分道扬镳了。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联合了党内一些同样对新经济政策不满、或者对斯大林个人权力日益膨胀感到担忧的人士（比如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也一度同情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反对派联盟，被称为“新反对派”或者“列宁格勒反对派”（因为季诺维也夫是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
1925年12月，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这次大会，成了“新反对派”与斯大林领导的多数派公开摊牌的战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会上慷慨陈词，猛烈抨击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民族狭隘主义”，指责新经济政策正在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要求加强党内民主，限制总书记的权力。
但可惜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通过总书记职位牢牢掌控了党中央组织机器和大部分地方党组织的斯大林。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代表们对“党内团结”的渴望和对“反对派”的厌恶，成功地孤立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大会最终通过了支持斯大林路线的决议，“新反对派”由于支持者寥寥，以惨败收场。
会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打击。季诺维也夫被解除了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人的职务，他们在政治局中的影响力也大大削弱。
走投无路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现在才意识到，他们当初为了对付托洛茨基而扶持起来的斯大林，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更危险、更难对付。为了挽回败局，他们不得不放下昔日的恩怨，硬着头皮去找他们曾经的死对头——列夫·托洛茨基，寻求重新联合。
于是，在1926年，一个成分更加复杂、目标也更加混乱的反对派联盟——“联合反对派”诞生了。这个联盟里，不仅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三位曾经的党内巨头，还包括了一些对斯大林不满的老布尔什维克（比如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也一度对他们表示同情和支持，虽然她很快就迫于压力退出了）。
“联合反对派”的主要政治主张，基本上是融合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季、加二人对新经济政策的批判，要求加快工业化步伐，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党内民主，警惕富农势力的增长，并重新强调世界革命的重要性。
面对这个来势汹汹的“联合反对派”，斯大林再次展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斗争技巧和对权力的冷酷运用。他故技重施，充分利用自己对党中央组织部门和地方党组织的严密控制权，展开了全面的反击：
舆论打压： 控制报纸等党的宣传工具，将“联合反对派”打成“反党集团”、“分裂分子”、“小资产阶级动摇的代表”，给他们扣上各种政治帽子，从思想上搞臭他们。
组织清洗： 通过各级党组织，对“联合反对派”的成员和支持者进行“揭发批判”，撤销他们的职务，剥夺他们的发言权，甚至将他们开除出党。
秘密警察监控： 利用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克格勃的前身）的力量，对反对派领导人的活动进行严密监视，搜集他们的“黑材料”，恐吓和分化他们的支持者。
操纵会议： 在党内各级会议和代表大会上，通过控制代表的选举和提案的审议，确保自己的路线得到通过，确保反对派的意见被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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