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30年代中期，也就是经过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突击”之后，苏联的工业面貌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虽然这里面可能也有不少水分），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在钢铁、煤炭、石油、电力、拖拉机、汽车、飞机、坦克等重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苏联都取得了惊人的增长，有些领域甚至已经接近或超过了当时的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强国。
这场被称为“斯大林工业化”的进程，虽然充满了争议和血泪，但它确实在极短的时间内，为苏联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国民经济体系，尤其是强大的军事工业基础。 正是这些在和平时期勒紧裤腰带、甚至不惜牺牲农业和民生建设起来的飞机厂、坦克厂、炮弹厂，为苏联在未来那场空前残酷的卫国战争中，能够顶住纳粹德国的疯狂进攻，并最终将其彻底打败，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看，斯大林的“十年之约”，虽然过程惨烈，但似乎也并非完全是痴人说梦。
有趣的是，在这场看似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敌的工业化浪潮中，西方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却扮演了一个颇为尴尬的“助推者”角色。
您想啊，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给搅得是人仰马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商品堆积如山卖不出去。这时候，突然冒出来苏联这么一个“大客户”，挥舞着卢布（或者用粮食、木材等原材料换外汇），要大规模采购西方的机器设备、技术专利，还要高薪聘请西方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帮忙建厂。
对于那些在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急需订单和市场的西方资本家来说，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虽然他们可能打心眼里讨厌共产主义，但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什么意识形态、什么国家利益，都可以暂时往后稍稍。 “敌人的钱，也是钱嘛！不赚白不赚！”
于是乎，在整个1930年代，大量的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司和技术人员，都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了苏联的工业化建设中。美国福特公司帮助苏联建立了高尔基汽车厂；德国克虏伯公司为苏联提供了冶金设备和技术；英国的工程师参与了第聂伯河水电站的设计……西方国家为了缓解自身的经济危机，争相向苏联出售机器、提供贷款、转让技术，客观上为斯大林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支持。 这真是一个充满了历史讽刺意味的现象：一群“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居然要靠着“被掘墓者”提供的工具和技术，来打造埋葬他们的武器！
当然，斯大林式的工业化，绝不仅仅是高歌猛进的建设和令人瞩目的成就，它背后也伴随着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社会代价。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工业产值的飞跃，工人们被要求进行超负荷的、近乎野蛮的劳动。所谓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以矿工斯达汉诺夫超额完成采煤定额为榜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劳动竞赛），更是将这种对劳动强度的压榨推向了极致。工人们每天都要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完成高得离谱的生产指标，任何的松懈和不满，都可能被视为“怠工”或“破坏活动”而受到严厉惩罚。
与此同时，由于国家资源被优先投入到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领域，“保大炮不保黄油”，导致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和日用消费品生产严重不足。城市居民排队购买面包、肥皂、布匹成了家常便饭，住房紧张，生活必需品长期匮乏，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工业产值的增长而得到相应的提高。
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也为了“惩罚”那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和“人民公敌”，斯大林政府还大规模地动用了劳改营的囚犯，作为免费的、可以任意驱使的劳动力，投入到那些最艰苦、最危险的工程建设中去。从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开凿，到西伯利亚的矿山开采，再到远东的铁路修建……无数的古拉格囚犯，在饥饿、寒冷、疾病和残酷的奴役下，默默地死去，他们的白骨，也成为了苏联工业化丰碑下那些看不见的奠基石。
尽管代价如此沉重，甚至可以说是血腥，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确实奇迹般地完成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到世界级工业强国的转变，为日后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打下了最初的、也是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就在城市里的工厂烟囱冒出滚滚浓烟，高炉里喷射出熊熊铁水的同时，苏联广阔的农村，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天翻地覆、也同样充满了血与泪的剧烈变革——那就是全面的、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斯大林坚信，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这种小生产方式，不仅效率低下，难以满足国家工业化对粮食和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会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因素，滋生所谓的“富农阶级”，对苏维埃政权构成潜在的威胁。在他看来，要想彻底巩固社会主义在农村的阵地，要想把农民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就必须把这些分散的、像一盘散沙一样的私人农庄，统统改造成由国家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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