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讲到,斯大林这位“钢铁之人”,靠着五年计划的“胡萝卜加大棒”,硬是把一个农业国苏联,在短短十几年内,强行拖上了工业化的快车道。工厂的烟囱是冒烟了,坦克飞机也造出来了,可这代价,也是血淋淋的。饿殍遍野的大饥荒,以及在建设工地上累死的无数劳工,都成了斯大林工业化丰碑下那不忍卒睹的基座。
然而,对于斯大林来说,光是经济上的“改革”还不够。他心里明镜儿似的,党内那些曾经跟他掰过手腕的“老家伙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等),虽然现在都被他打翻在地,有的流亡海外,有的俯首称臣,但他们的思想还在,他们的影响还在,保不齐哪天就死灰复燃,给他捅娄子。还有那些在工业化和集体化过程中,因为政策太激进、手段太粗暴而心怀不满的地方干部、知识分子、甚至普通老百姓,这些人也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于是,一场以“肃清叛徒、间谍、破坏分子”为名,实则旨在巩固斯大林个人独裁、对整个苏联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和残酷整肃的政治运动,就像一场即将到来的血雨腥风,开始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酝酿。
正当斯大林还在琢磨着怎么把这“大扫除”搞得“名正言顺”、“深入人心”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如同天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正好砸在了他最需要的那根导火索上。
1934年12月1日,一个寒冷的冬日。列宁格勒(就是之前的彼得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这个曾经见证了十月革命炮火的地方,发生了一起震惊苏联的血案。
时任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的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在他位于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走廊里,被人近距离开枪射杀,当场毙命!
基洛夫这个人,在当时的苏联政坛上,那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年轻有为,精力充沛,口才出众,在党内(尤其是在列宁格勒这个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拥有极高的人气和威望。在1934年初召开的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后来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讽刺的是,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大部分后来都被清洗了)上,基洛夫在选举中央委员时获得的赞成票,甚至比斯大林本人还要多(当然,官方计票结果肯定不会这么显示)。这事儿,虽然只是党内高层的一些传闻,但足以让多疑的斯大林对他心生警惕和不满。
基洛夫的遇刺,至今仍然是苏联历史上的一大谜案。凶手是一个名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失业青年,他当场被捕。官方的调查结论是,这是一起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反党集团”在幕后策划的、旨在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谋杀。
但这个结论,疑点重重,漏洞百出。很多人(包括后世的历史学家)都怀疑,这起刺杀案的背后,很可能就有斯大林和他领导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克格勃的前身)的影子。他们可能利用了尼古拉耶夫的个人不满和精神不稳定,巧妙地引导甚至直接操纵了他,目的就是除掉基洛夫这个潜在的政治对手,并以此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
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缺乏直接的、确凿的证据。但无论真相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斯大林极其迅速、也极其“巧妙”地利用了基洛夫之死这个突发事件,把它变成了一把指向所有“潜在敌人”的利剑。
基洛夫遇刺的当天晚上,斯大林就亲自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调查案情”。紧接着,他力排众议,强行通过了一项被称为“一二一法令”(即12月1日法令)的紧急法令。该法令规定:对从事恐怖活动和组织恐怖活动的案件,侦查时间不得超过十天;审判可以不通知被告和辩护律师;判决(主要是死刑)不得上诉,并应在判决后立即执行!
这“一二一法令”,简直就是一把尚方宝剑,赋予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司法机关无限的权力,可以不经正常法律程序,随意逮捕、审判和处决所谓的“人民公敌”。 大清洗的法律闸门,就这样被斯大林亲手打开了。
紧接着,斯大林发表讲话,声泪俱下地悼念“亲爱的朋友和战友基洛夫同志”,并义正辞严地宣称,基洛夫的鲜血决不能白流!党和国家机关内部,潜伏着大量的叛徒、间谍、破坏分子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的余孽!他们亡我之心不死,时刻准备颠覆我们伟大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最坚决、最无情的措施,把这些隐藏的敌人统统挖出来,彻底消灭干净!
一场席卷整个苏联、持续数年之久、充满了血腥和恐怖的政治高压时期——历史上臭名昭着的“大清洗”(俄语: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有时也译作“大恐怖”),就这样,在基洛夫遇刺的枪声中,正式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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