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缩回去归缩回去，面子上的事儿还是要做一点的。为了显示自己也是个“负责任的大国”，也为了限制一下日益膨胀的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势力，美国在1921年至1922年，牵头在华盛顿开了一场海军会议。
这次会议，拉上了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几个主要的“海军俱乐部”成员，大家坐下来商量着怎么限制一下海军军备，别再像一战前那样，你造一艘无畏舰，我就得造两艘，搞得大家财政都紧张。
会议的结果，主要是通过了几个条约，比如《五国海军条约》（限制了美、英、日、法、意主力舰的总吨位比例，美英并列第一，日本第三）、《四国条约》（取代了英日同盟，规定了缔约国在太平洋岛屿属地问题上互相尊重）、《九国公约》（名义上保证中国的“门户开放”和主权完整，实际上也是列强划分在华利益的一种方式）。
这些条约，表面上看，似乎是维护了和平，限制了军备竞赛，也体现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但实际上呢？它更多地反映了美国一种“战略防御”和“有限介入”的思维。通过限制海军军备，可以避免与英国和日本进行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维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既有利益，但又不用承担太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至于后来在1928年，美国还积极推动并签署了那个宣称要“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非战公约），那更是理想主义的极致体现了，听起来挺美好，但因为缺乏任何有效的约束和制裁机制，基本上就是一张废纸，除了在道义上谴责一下侵略者，屁用没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幻灭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之后二十年的外交政策。整个1920年代，在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潮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那时候的美国总统，无论是哈定、柯立芝还是胡佛，都是共和党人。他们奉行的，都是所谓的“回归常态”政策，核心思想就是：少管闲事，专心国内，发展经济，让美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为了“保护”本国工商业，美国政府还竖起了高高的贸易壁垒，大幅提高进口关税（比如1922年的《福特尼-麦康伯关税法》和1930年那个更加臭名昭着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这种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虽然短期内可能保护了国内的一些产业，但也加剧了全球性的经济摩擦，为后来的大萧条埋下了伏笔，也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孤立倾向。
国会山上的议员们，更是成了孤立主义的坚定扞卫者。他们对任何可能将美国拖入“欧洲泥潭”的国际条约和组织，都抱有极大的警惕和抵制情绪。在他们看来，欧洲就是个战乱不断、阴谋诡计层出不穷的是非之地，美国离它越远越好。
到了1930年代，随着欧洲法西斯势力（意大利墨索里尼、德国希特勒）的崛起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的步步紧逼，世界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战争的阴云也越来越浓厚。但在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情绪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因为对一战的惨痛记忆和对欧洲“旧大陆”的普遍不信任，而变得更加强烈。
为了确保美国不被再次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漩涡，美国国会在1930年代中期，连续通过了一系列被称为“中立法案”的法律。这些法案的核心目的，就是用法律的形式，把美国与可能发生的外部战争“隔离开来”。
1935年中立法案：规定一旦外国爆发战争，美国将对所有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侵略者还是受害者，好人还是坏人，对不起，我美国的枪炮弹药，一律不卖给你们！你们自己玩儿蛋去吧！
1936年中立法案：又加了一条，禁止美国向交战国提供贷款。不仅不卖武器，连钱都不借给你打仗！
1937年中立法案：把之前的禁运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适用于国家之间的战争，也适用于内战（这主要是针对当时正在进行的西班牙内战）。同时，还搞出了一个所谓的“现购自运”原则，规定交战国如果想从美国购买非军事物资（比如棉花、石油等），必须自己付现金，自己派船来运，美国概不赊账，也不负责送货上门，免得自己的船被炸了，又惹一身骚。
1939年中立法案：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在欧洲爆发之后，罗斯福总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推动国会通过的一个修正案。它废除了之前对交战国完全禁运武器的规定，允许向交战国出售军火，但前提是必须严格遵守“现购自运”的原则。这个修正案，表面上是中立的，但实际上对英法有利，因为只有英法拥有强大的海军和商船队，能够突破德国的海上封锁，从美国购买并运走军火。而德国呢？想买也买不着，运也运不走。
这一系列的中立法案，就像一道道法律上的“防火墙”，试图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战火彻底隔离开来。它充分反映了当时美国国会和大部分民众，对卷入外部冲突的极度恐惧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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