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彻底降临，丹麦全境陷入寂静。只有零星的枪声在雪原上回荡，受伤的士兵在战壕中发出微弱的呻吟。哥本哈根市政厅的大钟指向凌晨三点，时针的滴答声混着远处德军坦克的轰鸣，为这个曾经安宁的国度敲响了沦陷的丧钟。被押往战俘营的丹麦士兵们回望祖国，泪水在脸颊上结成冰晶——他们不知道，这场噩梦将持续多久，也不知道重见光明的日子何时才能到来。
窗外传来低沉的引擎轰鸣，那是帝国的Me-109机群正掠过指挥部上空。汉斯抬头望向通气窗，只能看见一线灰蓝的天空，却能想象出机群机翼下挂载的SC250炸弹——弹体上还涂着“为纽伦堡而战”的涂鸦，那是某个王牌飞行员的私人标记。
“挪威的暴风雪怎么样了？”他忽然问。
卡尔翻开第二份电报，纸页边缘还带着发报机的余温：“第十一军的虎王坦克已有三分之一抛锚，曼施坦因将军请求启用‘北极熊’应急方案。”
汉斯闭上眼睛。所谓“北极熊”方案，是用士兵的棉大衣包裹发动机，再用燃烧弹融化履带上的积雪——代价是每辆坦克需要消耗三个步兵班的防寒装备。他摸出怀表，表盘里夹着妻女的照片，女儿的金发在阳光下泛着亚麻色的光。
“批准。”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像从冰层下传来，“告诉曼施坦因，卑尔根港的铁矿场比士兵的体温更重要。如果必须冻死十个弟兄来暖热一台发动机，那就冻死十二个——剩下两个负责开枪。”
此时，西线传来第一声炮响。鹿特丹方向的探照灯突然刺破浓雾，在汉斯的单片眼镜上投下刺目的光斑。他看见地图上的红色箭头开始移动，那是第一军的先头部队正在强渡马斯河。工兵报告说河底有未爆的德军炸弹，是1940年入侵时埋下的，现在由荷兰人自己触发。
“第五军的貂鼠炮兵到位了吗？”他问。
“正在轰击格罗宁根段的水坝。”卡尔递来最新战报，“隆美尔将军用缴获的英国丘吉尔坦克开道，荷兰守军的40mm博福斯炮优先攻击盟军涂装的目标——我们的损失比预计低17%。”
汉斯点头，指尖停在阿夫鲁戴克大堤的标记上。1940年他曾在这里看着荷兰军队炸开水闸，如今帝国的工程师正带着炸药包逆向作业。通讯兵突然冲进来说，有个荷兰少年划着木船在马斯河中央挥舞白旗，被先头部队的机枪扫成了筛子。
“战争没有白旗。”汉斯说，声音轻得像在自言自语。他摸出衣袋里的荷兰盾硬币，那是1940年从一个垂死的荷兰士兵口袋里拿的，背面的威廉明娜女王头像已被磨得发亮。硬币边缘刻着一行小字：Je Maintiendrai，他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直到去年在巴黎的图书馆查到，是“我将坚守”的意思。
东线的电报机又响了。苏军在捷克边境部署了新型的T-44坦克，装甲厚度增加到120mm，帝国的50mm Pak38炮需要抵近至500米内才能击穿。汉斯抓起红笔，在布拉格以西画了三道粗线，每道线旁标注着Flak 41防空炮的部署密度——每公里五门，炮口抬高15度，平射当反坦克炮用。
“如果苏军突破防线，”他对卡尔说，“就把储备的凝固汽油弹全扔到伏尔塔瓦河河谷。让他们的坦克在燃烧的原油里游泳。”
凌晨五点零七分，荷兰守军的第一道防线崩溃。汉斯站到通风口前，让冷风灌进领口。远处传来沉闷的爆炸声，那是鹿特丹港的储油罐在燃烧。他想起去年冬天在列宁格勒，也是这样的寒雾，遮不住苏军喀秋莎火箭炮的火光，却能遮住德军士兵冻僵的脸。
副官递来一杯热咖啡，搪瓷杯上印着“东线必胜”的字样。汉斯喝了一口，苦涩的液体混着杯底的糖粒，让他想起女儿做的姜饼。通讯兵突然报告，第六军已攻占哥本哈根郊外的机场，丹麦王室成员乘坐的专列在奥尔堡被截获——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试图逃往瑞典。
“把他送到柏林。”汉斯揉了揉眉心，“用运马的车厢送，别让他以为自己还配坐软卧。”
此时，挪威方向传来捷报：第十一军的先头部队已看见卑尔根港的灯塔。曼施坦因用明码发来电报：“暴风雪冻死了我们的马，但冻不死帝国的钢铁。”汉斯笑了，这才是他熟悉的那位以冷酷着称的将军。但笑容很快凝固——电报的末尾附了句：“损失已达编制的23%，请求补充冬季靴。”
冬季靴的库存早已见底。帝国的合成橡胶厂在盟军空袭中损毁严重，现在每个士兵只能领到一双用旧轮胎重制的靴子，靴底在-10℃以下就会脆裂。汉斯拿起红笔，在“补充”二字上画了个叉，改成“就地征集”——这意味着士兵们可以射杀任何拒绝交出冬靴的平民。
瑞典方向的进展缓慢。第十六军报告说，斯德哥尔摩南郊的抵抗组织用莫洛托夫鸡尾酒袭击了虎王坦克，那些燃烧的瓶子里装的竟是王室特供的伏特加。汉斯下令轰炸王宫广场，却在最后一刻改成炮击议会大厦——他需要瑞典王室在铁矿协议上签字，而不是成为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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