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风渐紧，卷着清源县衙后宅庭院里最后几片枯叶，打着旋儿砸在糊着高丽纸的窗棂上，发出沙沙的轻响。休沐日，这座白日里喧嚣与重压交织的官邸，难得地陷入一种近乎凝滞的沉寂。前衙方向不再有击鼓升堂的动静，也没有书办们翻动卷牍的沙沙声，只有风过竹林的呜咽，单调而悠长，如同岁月深沉的叹息。
李承宗难得地褪下了那身带着同色补丁、浆洗得发硬的青色官袍，换上一身半旧的靛蓝细棉布直裰。然而，卸下了官袍，眉宇间那深锁的“川”字纹和眼底沉淀的疲惫却并未随之消散，反而在难得的闲暇里愈发清晰。他端坐在书房那张宽大却斑驳的硬木书案后，并未休憩，面前摊开的也不是闲情逸致的诗文，而是一摞半尺高的、纸张泛黄卷曲的陈旧卷宗——那是他历年断案留下的牍尾副本，上面朱笔批注密布，如同干涸的血迹。
李明被唤到书房时，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幕。父亲的身影在冬日稀薄的晨光中显得异常沉凝，如同一尊饱经风霜的石像。书案上廉价的青石砚里，半池浓稠的朱砂墨汁散发着刺鼻的矿物气息，混合着陈年纸张的霉味和墨臭，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属于权力与案牍的沉重味道。那柄平日悬于松鹤斋讲案、令人生畏的暗红戒尺，此刻正静静地躺在父亲手边，在清冷的晨光里反射着幽微的光泽。
“明儿，过来。”李承宗并未抬头，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目光依旧胶着在卷宗上一条关于田界纠纷的模糊记录上。
李明依言上前，垂手肃立。目光扫过父亲案头，那堆积如山的卷宗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底层县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负。他注意到父亲握笔的右手食指和中指指关节处，因常年书写批阅，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颜色深黄，与周围皮肤泾渭分明。
“松鹤斋中，《千字文》习字几何？”李承宗终于放下朱笔，抬起头，目光如炬，落在李明身上。
“回父亲，已习得大半。”李明恭敬回答。孙夫子对习字要求极严，他不敢懈怠。
“取纸笔来。”李承宗指了指书案另一端空置的位置。那里已备好一刀略显粗糙的毛边纸，一支半新的兼毫笔（比李明平常用的羊毫硬些），一方普通的青石砚。
李明依言坐下，铺纸、研墨。墨锭在冰凉的砚池中打着圈，发出细微的摩擦声。他提起笔，蘸饱浓墨，悬腕于纸上，准备书写熟悉的“天地玄黄”。
“馆阁体。”李承宗的声音响起，带着不容置疑的指令，“自‘天地玄黄’始，写满一页。”
馆阁体！李明心头一凛。这是朝廷科举、官府行文的官方标准字体，方正、光洁、乌黑、大小一律，如同用尺子量出，讲究“乌、方、光”三字诀。孙夫子虽也要求工整，但对蒙童并未强求此体。父亲这是要…亲自锤炼他的基本功！
他屏息凝神，努力回忆着在父亲公文和县衙告示上见过的馆阁体风骨。笔尖落下，力求横平竖直，转折方正。然而，甫一落笔，便知艰难！那兼毫笔比羊毫硬挺，不易掌控；馆阁体要求笔笔如刀刻，毫无个人性情流露。他写的“天”字，起笔尚可，收笔却因腕力不足而略显虚浮；“地”字的“土”旁，竖笔本该如铁柱，在他笔下却微微倾斜。字迹虽比平日工整许多，却依旧带着一丝难以抹去的稚嫩和生涩，如同初学步的孩童，努力模仿着大人的沉稳。
“停。”李承宗的声音不高，却如同惊雷。他不知何时已踱至李明身后。
李明心头一紧，笔尖悬在半空，一滴浓墨坠下，在粗糙的纸面上洇开一小团刺目的黑斑。
李承宗俯身，枯瘦但有力的手指并未直接纠正李明的笔，而是点在了他握笔的右手腕上。那指尖带着薄茧，触感微凉而粗糙。“腕悬空，需稳如磐石。指实掌虚，力贯笔尖，如锥画沙，非以蛮力，乃以意导。”他的声音低沉而缓慢，每一个字都伴随着指尖微微的加力，引导着李明调整那细微到毫厘的握姿和发力角度，“馆阁之要，在‘法度’二字。起落藏锋，转折顿挫，皆有定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此非炫技，乃立身之基，入仕之阶。朝廷取士，公文往来，皆以此为准绳，容不得半分花巧与懈怠！”
父亲的手指如同最精准的模具，冰冷而强硬地矫正着他手腕的弧度、指尖的力度。那引导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如同在锻造一块顽铁。李明只觉得手腕僵硬酸痛，掌心那道未愈的疤痕在紧握笔杆的压迫下传来阵阵刺痛。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他咬紧牙关，努力按照父亲的指引调整，笔尖再次落下。这一次，“玄”字的点画，终于带出了一丝含蓄的藏锋之意。虽依旧稚拙，却隐约可见方正骨架。
“尚可。”李承宗只吐出两字，收回手指，转身踱回自己的书案后。他并未坐下，而是负手立于窗前，望着庭院中那几竿在寒风中摇曳的枯竹，沉默片刻。再开口时，声音里带上了一种更深的、属于官场沉浮的沉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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