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师傅接着话头，用他略带口音的官话说道：“调粮转运，损耗是大头。俺觉着，工部可以试试改进一下漕船，或者看看能不能在运河关键节点，用上俺们新弄的那种省力的吊装家伙事，能快一天是一天，少霉烂一石是一石。”
薛先生也补充道：“大规模人员流动（指运粮民夫）聚集，需防时疫。太医院可提前拟定几张简易防疫方子，随粮队分发各地，所需药材亦可一并筹措。”
在这种相对务实、就事论事的氛围中，各位阁员开始逐渐放下一些不必要的顾虑。李慕鼓励不同意见的碰撞，只要言之有物，持之有据。他发现，当讨论聚焦于具体问题和解决方案时，身份的隔阂似乎被暂时搁置了。
一次，在讨论关于整顿效率低下、弊病丛生的驿传系统时，争论变得尤为激烈。主管刑名的赵德明，从杜绝舞弊、严惩贪墨的角度，主张制定极其严苛的驿丞考核标准，加大监察力度。“非重典不足以震慑宵小！”他引经据典，语气激烈。
而熟悉吏治与官员心态的周文正则持不同意见，他反驳道：“赵大人所言虽有理，然驿丞位卑责重，待遇微薄。若考核过于严苛，动辄得咎，恐无人愿任此职，或迫使彼等变本加厉盘剥往来信使商旅以弥补风险。下官以为，当以提高其待遇、明确其权责为主，辅以适度监督。”
双方各执一词，引据律法、旧例，争得面红耳赤。若在以往部议，这很可能演变成人身攻击或门户之争。但在此地，李慕作为主持人，冷静地控制着局面，引导双方将焦点集中在“如何既能提升驿传效率，又能有效防止舞弊”这个核心目标上。他要求双方各自列出其方案的优势与潜在风险。
最终，在一番激烈的辩论和相互妥协下，内阁达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方案：适当提高核心驿路驿丞的薪俸和地位，建立明确的递送时限与奖惩标准；同时，由锦衣卫和都察院联合，对重点驿路进行不定期抽查；此外，还采纳了鲁师傅的建议，试点推广一种结构更简单、维护更容易的新型驿站标识和轻型马车，以提高短途转运效率。这个方案，既考虑了效率提升，也兼顾了人性现实与监督制衡，远比单一角度的方案更为周全。
张世安坐在次辅的位置上，全程大多时间沉默观察，心中却是感慨万千。他历经两朝，见惯了朝堂上要么是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要么是党同伐异、攻讦不休。像这般不同出身、不同背景的官员，能够围坐一桌，为了一个具体政务，基于事实和数据（虽然很多数据还不完善），进行如此直接甚至激烈的辩论，最终又能达成一个相对可行的共识，是他前所未见的。他不得不承认，这种被皇帝称为“内阁集中议事”的方式，虽然初期显得有些“不成体统”，但其效率和最终决议的质量，确实远胜于以往各部各自为政、公文往来循环扯皮的旧模式。这其中的活力与务实精神，让他这个老臣也隐约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
内阁形成的决议，被统一称为“阁议”，由专门的书记官记录在名为《阁议纪要》的册籍上，详细载明议题、讨论要点、各方意见、最终决议及理由。涉及重大政策调整或人事任免的“阁议”，则会形成正式的“票拟”意见，附在原始奏章之上，呈送武泽苍做最终裁定。而大量常规性、执行性的政务，例如批准某个地方的常规水利经费、核定某批官员的例行考核等，则直接由内阁签发盖有“内阁公文”印信的“部令”，交付六部及相关衙门执行，只需事后将执行情况汇总报备即可。
这一机制的建立，效果立竿见影。武泽苍很快发现，他每日需要亲自批阅的奏章数量锐减，从以往那令人望而生畏、仿佛永远也批不完的“奏折山”，变成了如今主要审阅《阁议纪要》和少量关乎战略方向、重大人事、核心政策以及锦衣卫密报的关键文件。这让他得以从繁重琐碎的日常政务中解脱出来，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更长远的规划，去关注北疆的军务，去研究那些可能存在的超凡力量，甚至只是简单地获得一些宝贵的休息。
他仔细阅读每一份《阁议纪要》，不仅看结论，更关注讨论的过程。他看到李慕的努力引导，看到张世安从沉默到偶尔发声，看到小福子提供的关键情报，看到鲁师傅和薛先生那些看似“土气”却极为实用的建议，也看到那几位前朝官员逐渐放下包袱，展现出他们的专业能力。对于内阁达成的绝大多数合乎情理、逻辑清晰的决议，他一般都予以批准，朱笔写下“依议”或“知道了”，充分放权，以示信任。只有当他认为决议有明显不妥，或者触及他必须牢牢掌握的底线时，才会提出异议或发回重议。
一种全新的、以内阁为核心的政务处理模式，开始悄然成型，并逐步稳固。决策的效率因为减少了中间环节和充分的事前讨论而显着提升；决策的质量也因为汇集了更多专业知识和不同视角而有所改善。虽然距离武泽苍心目中那种高效、透明、专业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还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官僚体系的惯性、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以及人才匮乏等问题依然严峻，但毫无疑问，帝国这艘巨轮的中枢指挥系统，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更加协调和有力的节奏，缓慢而坚定地运转起来。文渊阁内的灯火，常常持续到深夜，那不仅是烛光，更是这个新兴王朝试图拨开迷雾、探索前路的微弱而执着的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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