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李慕和小福子，继续道：“老夫非是泥古不化，然改革之事，需循序渐进，水到渠成。不若此番科举，暂且遵循旧制，以示朝廷对士林之尊重。待取士之后，再于翰林院或新设之政务学堂中，徐徐引导，灌输实务之学，待风气渐开，人才储备稍足，再图改革之策，方为稳妥之道。”张世安的意见，代表了朝中大量稳健派，甚至部分内心同情改革但却惧怕剧烈动荡的官员的普遍心态——求稳，怕乱，希望以时间换空间。
就在这时，一直安静坐在李慕身侧，负责记录和提供情报支持的小福子，轻轻放下了手中的笔。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情报人员特有的冷静与穿透力，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张次辅所言，老成谋国，自有其理。然，据‘夜枭’近日所察，此番联名上奏最为积极的几位翰林学士，如徐鸿藻、李文博等，近半月来，与多位江南籍致仕高官、苏杭一带的世家大族代表往来异常密切，饮宴不断，书信频繁。”
他略作停顿，让信息沉淀了一下，才继续道：“江南之地，文风鼎盛，自古便是科举大区，中第者素来冠绝天下，其地书院、文社林立，与朝中清流关系盘根错节。若科举改制，加入算学、律法等非其所长之内容，必将极大撼动其在科场上的传统优势，触及彼等根本之利益。此番奏议，名为维护圣道，实则……恐难脱地域与学派门户之私见。”
小福子的话语依旧平和，没有直接指控，但意思已经昭然若揭。他将这场看似高尚的“义理之争”，无情地剥开了外衣，露出了其下赤裸裸的地域利益和学派维护的本质。这使得张世安等人提出的“稳定士林”的理由，瞬间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所要稳定的，究竟是“士林之心”，还是某些特定集团垄断的“利益格局”？
小福子的话音刚落，坐在长桌另一端，一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的鲁师傅，忍不住“嘿”了一声，带着工匠特有的直率和些许对文人迂阔之气的不耐烦，瓮声瓮气地开口：“俺是个粗人，打铁造器的，不懂你们那些之乎者也的大道理。可俺就知道一个理儿，治国平天下，光会摇头晃脑背书写诗，它不行！”他伸出粗糙的手指，虚点着桌面，“修堤筑坝，要懂水流土性，要会算料用工，不然就是劳民伤财，豆腐渣工程！造军国器械，要懂物理杠杆，要晓得材料坚韧，不然上了战场就是一堆废铁！防疫治病，要懂病理药性，要知道隔离消杀，不然一个瘟疫下来，写一万篇祭文也救不了人命！”
他越说越激动，声音也大了几分：“要是选上来的官老爷，遇到河堤垮了只会写祭河神的骈文，碰到敌军压境只会吟诵吊古战场的诗句，看见百姓染疫只会高谈阔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要这样的官有啥用？是嫌咱们国家垮得不够快，还是嫌老百姓死得不够多？”鲁师傅的话，如同重锤，砸在那些华美的辞藻之上，虽然粗糙，却充满了无法辩驳的现实力量。
坐在鲁师傅旁边的薛先生，一直安静地捋着自己花白的胡须，此时也微微颔首，声音温和却坚定地补充道：“鲁师傅话糙理不糙。老夫行医数十年，深知地方官吏若略通医理防疫之常识，于民生实有大利。譬如，懂得水源清洁之重要，便不会任由污秽堵塞河道；明白疫气传染之途径，便不会在瘟疫初起时隐瞒不报，或胡乱驱赶病患，致使疫情扩散。选拔官员，若能兼顾文采与实务，知晓些民生疾苦之根本，方是百姓之福，国家之幸。”
支持维持旧制以求稳定（以张世安为代表，周文正等人默认为此阵营），与支持渐进改革乃至大胆引入新学（以小福子揭示的内情、鲁师傅、薛先生的务实观点为代表，李慕内心倾向于此）的两种意见，在内阁之中形成了尖锐的对峙和僵持。双方各有道理，也各有顾忌。张世安担心剧烈变革引发统治基础动摇；而改革派则担忧固步自封将导致国家缺乏应对现实挑战的真正人才。
李慕感到前所未有的棘手。他知道，科举制度是帝国根基之一，这个问题处理稍有不慎，不仅会使得刚刚稳定下来的朝局再次陷入分裂和激烈的党争，更可能将内阁自身也卷入这场巨大的漩涡之中，甚至可能引爆皇帝与整个传统士绅阶层之间的直接冲突。这绝非他愿意看到的局面。
在经过又一轮激烈却无法达成共识的讨论后，李慕果断地中止了会议。他没有强行推动任何一方，而是将晨会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各自背后的理由、以及小福子所提供的关键性情报线索，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梳理和归纳，形成了一份措辞严谨、客观中立的《阁议纪要》。他将这份纪要，连同那份引发争议的礼部翰林联名奏折，一并密封，亲自送往乾清宫，呈报至武泽苍的御前。
这个牵扯着帝国过去与未来、凝聚着无数利益与理念冲突的巨大难题，其最终的裁决之权，必须由皇帝本人来行使。所有人的目光，此刻都投向了那座象征着至高权力的宫殿，等待着那必将影响帝国未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命运的“圣心独断”。文渊阁内的争论暂时平息，但一股更加紧张和期待的气氛，却弥漫在帝国的权力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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