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李慕和小福子,继续道:“老夫非是泥古不化,然改革之事,需循序渐进,水到渠成。不若此番科举,暂且遵循旧制,以示朝廷对士林之尊重。待取士之后,再于翰林院或新设之政务学堂中,徐徐引导,灌输实务之学,待风气渐开,人才储备稍足,再图改革之策,方为稳妥之道。”张世安的意见,代表了朝中大量稳健派,甚至部分内心同情改革但却惧怕剧烈动荡的官员的普遍心态——求稳,怕乱,希望以时间换空间。
就在这时,一直安静坐在李慕身侧,负责记录和提供情报支持的小福子,轻轻放下了手中的笔。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情报人员特有的冷静与穿透力,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张次辅所言,老成谋国,自有其理。然,据‘夜枭’近日所察,此番联名上奏最为积极的几位翰林学士,如徐鸿藻、李文博等,近半月来,与多位江南籍致仕高官、苏杭一带的世家大族代表往来异常密切,饮宴不断,书信频繁。”
他略作停顿,让信息沉淀了一下,才继续道:“江南之地,文风鼎盛,自古便是科举大区,中第者素来冠绝天下,其地书院、文社林立,与朝中清流关系盘根错节。若科举改制,加入算学、律法等非其所长之内容,必将极大撼动其在科场上的传统优势,触及彼等根本之利益。此番奏议,名为维护圣道,实则……恐难脱地域与学派门户之私见。”
小福子的话语依旧平和,没有直接指控,但意思已经昭然若揭。他将这场看似高尚的“义理之争”,无情地剥开了外衣,露出了其下赤裸裸的地域利益和学派维护的本质。这使得张世安等人提出的“稳定士林”的理由,瞬间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所要稳定的,究竟是“士林之心”,还是某些特定集团垄断的“利益格局”?
小福子的话音刚落,坐在长桌另一端,一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的鲁师傅,忍不住“嘿”了一声,带着工匠特有的直率和些许对文人迂阔之气的不耐烦,瓮声瓮气地开口:“俺是个粗人,打铁造器的,不懂你们那些之乎者也的大道理。可俺就知道一个理儿,治国平天下,光会摇头晃脑背书写诗,它不行!”他伸出粗糙的手指,虚点着桌面,“修堤筑坝,要懂水流土性,要会算料用工,不然就是劳民伤财,豆腐渣工程!造军国器械,要懂物理杠杆,要晓得材料坚韧,不然上了战场就是一堆废铁!防疫治病,要懂病理药性,要知道隔离消杀,不然一个瘟疫下来,写一万篇祭文也救不了人命!”
他越说越激动,声音也大了几分:“要是选上来的官老爷,遇到河堤垮了只会写祭河神的骈文,碰到敌军压境只会吟诵吊古战场的诗句,看见百姓染疫只会高谈阔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要这样的官有啥用?是嫌咱们国家垮得不够快,还是嫌老百姓死得不够多?”鲁师傅的话,如同重锤,砸在那些华美的辞藻之上,虽然粗糙,却充满了无法辩驳的现实力量。
坐在鲁师傅旁边的薛先生,一直安静地捋着自己花白的胡须,此时也微微颔首,声音温和却坚定地补充道:“鲁师傅话糙理不糙。老夫行医数十年,深知地方官吏若略通医理防疫之常识,于民生实有大利。譬如,懂得水源清洁之重要,便不会任由污秽堵塞河道;明白疫气传染之途径,便不会在瘟疫初起时隐瞒不报,或胡乱驱赶病患,致使疫情扩散。选拔官员,若能兼顾文采与实务,知晓些民生疾苦之根本,方是百姓之福,国家之幸。”
支持维持旧制以求稳定(以张世安为代表,周文正等人默认为此阵营),与支持渐进改革乃至大胆引入新学(以小福子揭示的内情、鲁师傅、薛先生的务实观点为代表,李慕内心倾向于此)的两种意见,在内阁之中形成了尖锐的对峙和僵持。双方各有道理,也各有顾忌。张世安担心剧烈变革引发统治基础动摇;而改革派则担忧固步自封将导致国家缺乏应对现实挑战的真正人才。
李慕感到前所未有的棘手。他知道,科举制度是帝国根基之一,这个问题处理稍有不慎,不仅会使得刚刚稳定下来的朝局再次陷入分裂和激烈的党争,更可能将内阁自身也卷入这场巨大的漩涡之中,甚至可能引爆皇帝与整个传统士绅阶层之间的直接冲突。这绝非他愿意看到的局面。
在经过又一轮激烈却无法达成共识的讨论后,李慕果断地中止了会议。他没有强行推动任何一方,而是将晨会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各自背后的理由、以及小福子所提供的关键性情报线索,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梳理和归纳,形成了一份措辞严谨、客观中立的《阁议纪要》。他将这份纪要,连同那份引发争议的礼部翰林联名奏折,一并密封,亲自送往乾清宫,呈报至武泽苍的御前。
这个牵扯着帝国过去与未来、凝聚着无数利益与理念冲突的巨大难题,其最终的裁决之权,必须由皇帝本人来行使。所有人的目光,此刻都投向了那座象征着至高权力的宫殿,等待着那必将影响帝国未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命运的“圣心独断”。文渊阁内的争论暂时平息,但一股更加紧张和期待的气氛,却弥漫在帝国的权力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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