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宇揣着陈老给的那枚刻着“药”字的铜牌，站在“金汇行”后门的石阶下。门楣上的铜环被摩挲得发亮，却挂着把沉甸甸的铁锁，锁眼周围粘着些风干的泥渍——看来这侧门平时只走“自己人”。他按照陈老的嘱咐，轻叩三下，停一停，再叩两下，门内传来窸窣的脚步声，紧接着是个沙哑的嗓音：“暗号？”
“陈皮配甘草。”天宇答。这是陈老教的切口，据说金汇行里管验货的老人都懂——陈老年轻时给行里的掌柜看过病，当年那掌柜最爱用陈皮甘草泡水喝。
门“吱呀”一声开了道缝，一个戴着瓜皮帽的老者探出头，眯眼打量天宇：“陈老的人？”见天宇点头，又指了指他手里的铜牌，“进来吧，刘执事在里头等你。”
门后是条狭窄的甬道，两侧堆着半人高的木箱，空气中弥漫着樟木和金属混合的气味。老者在前头引路，脚步蹒跚却稳健，路过一个岔口时，他突然停住，对着暗处说：“是陈老的后生，验过牌了。”暗处传来一声低应，才继续往前走。
“这是行里的规矩，怕混进洋人的眼线。”老者回头解释，“金汇行看着是做黄金买卖的，其实啊，一半的人是朝廷的眼线，一半跟洋人商行勾着，咱们这些底层执事，夹在中间，连喘气都得捏着鼻子。”
天宇点头应着，眼角的余光扫过木箱上的印记——有的刻着“足赤”，有的标着“九成”，还有的画着个小小的船锚，想来是要运出海的。走到甬道尽头，推开一扇挂着棉帘的木门，暖烘烘的热气扑面而来，屋里摆着三张长桌，桌上铺着黑色的绒布，几个穿短打的伙计正用镊子夹着金块，在天平上称重。
“刘老哥，人给你带来了。”引路的老者喊了一声，退到门边候着。
靠窗的角落里，一个戴老花镜的老者放下手里的放大镜，抬头打量天宇。他手指关节粗大，指腹上全是茧子，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金粉——这是常年跟黄金打交道的痕迹。“坐。”刘执事指了指对面的板凳，把一个铜盆推过来，“先净手，金怕汗。”
天宇依言净了手，看着刘执事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小巧的秤，秤砣只有指甲盖大小。“陈老说你想知道黄金的路数？”刘执事拿起一块金锭，在绒布上蹭了蹭，露出温润的光泽，“先看这个。”
他把金锭放在天平左侧，右侧放上砝码，指尖轻轻拨弄秤杆：“这是‘官金’，九成五的成色，内务府的印记在这儿。”他用镊子指着金锭侧面一个模糊的印章，“按理说该直接送国库，但你看这边缘——”他又拿出个放大镜递过来，“有缺口，是被人偷偷刮了层金粉，十锭里至少有三锭这样的，刮下来的碎末子，就混在‘商金’里卖。”
天宇凑近一看，果然见金锭边缘有细密的划痕，像被指甲反复刮过。“就没人管？”
“管？谁管？”刘执事冷笑一声，往火炉里添了块炭，“验金的是李大人的小舅子，他的人刮的；押送的是张总兵的亲兵，他们也刮；到了行里，账房先生的侄子负责登记，照样刮。一层刮一点，到咱们手里，九成五的官金能剩九成二就不错了。”他指了指另一张桌子，“那边在熔金，把刮下来的碎末子熔成小元宝，打上‘八成’的印记，卖给跑南洋的商人——他们就爱收这种，便宜，打首饰时掺点铜，看不出来。”
天宇想起陈老说的“痛点”，忙问：“那定价呢？是不是按成色定？”
“成色是一回事，门路是另一回事。”刘执事拿出两小块金砂，成色看着差不多，却分别放在两个秤盘里，“这块，是矿上直接送来的，没经过洋行，一两换十五吊钱；这块，走了英商的路子，就得按他们的价，一两十三吊——就因为他们有‘化验师’，说咱们的金砂‘含硫量高’，压价三成。”
他说着，从柜子里翻出本厚厚的账簿，翻开泛黄的纸页：“你看，上个月李铁山送了五十两砂金来，成色八成五，按理说该值七百五十吊，结果英商的化验报告说‘杂质超标’，只给五百吊。李铁山不服，把金砂送到衙门化验，结果一样——你猜咋着？衙门的化验师，是英商养着的。”
天宇指尖在账簿上划过那些悬殊的数字，心里沉了沉：“就没人能绕过洋行？”
“难！”刘执事敲了敲桌子，“洋行垄断了海上运道，咱们的金子想卖到欧洲，就得走他们的船，他们说多少价，就是多少价。前几年有个姓王的商人，想自己租船运，结果在马六甲被截了，人跳海跑了，金子全没了——谁都知道是洋行的人干的，可没证据。”
这时，一个伙计匆匆跑进来，手里捧着个黑布包：“刘爷，‘水金’来了。”刘执事点点头，让天宇打开看看。天宇解开布包，里面是几块湿漉漉的金块，表面还沾着泥沙。
“这是刚从江里捞上来的，”刘执事拿起一块，用布擦了擦，“成色不定，有的能到九成，有的才六成。但这种金块有个好处——没印记，能混在洋行的货里卖。去年有个捞金的汉子，攒了二十两水金，让我帮忙熔成‘洋金’的样子，打上他们的印记，一出手就多赚了三百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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