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沛然也肃然起身道：“秦学长，在下愚钝，所以不辩经，只问一句，法家与儒家谁更适合当成国本术？”
秦渊沉思片刻，答道：“赵兄，在下粗浅的认为，法家与儒家争论了千百年，各有各的说法。要论哪一种更适合治理国家，得先看清它们的本质，考察它们的实际效用，才能分辨出各自的长短。”
赵沛然拱手道：“求师兄赐教。”
这个问题有些敏感，因为涉及到当朝诸多思想流派的隐秘，当众说长短其实并不合适，但赵沛然是个直性子，也是为了不久之后的科考，也算给他一些参考吧。
秦渊长叹一声，终究还是说道”“法家的核心主张，是“不区分亲疏远近，不辨别地位高低，一切都用法律来裁决”，商鞅说过：“法令是百姓的性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他主张把刑罚与奖赏当作纲领，强化朝廷的权威，遏制贵族豪门的势力。
韩非继承了他的思想，认为“法不偏袒权贵，就像墨线不会迁就弯曲的木材”，觉得人的本性是恶的，必须用严厉的法令来约束，让百姓像害怕疾病一样畏惧权威。
秦国推行这种理念，十年间就做到了“路上掉了东西没人捡，山里没有盗贼”，最终吞并六国，可见它能快速见效。
但它的弊端也很明显，秦朝传了两代就灭亡，就是因为“刑罚繁多严厉，官吏治理苛刻”，过于刻薄没有恩情，忘记了百姓才是根本。
儒家的主旨，是“用道德来治理国政，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被视为天之中心，众星环绕其运行。”。
孔子谈论政事，最看重“仁”，他说：“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教来规范他们，百姓就会有羞耻心，并且能自觉纠正自己的行为。”
夫子用道德感化人，用礼仪端正社会风气。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倡导“仁政”，说“减轻刑罚，减少赋税，让百姓深耕细作，及时除草”，还认为“百姓是最重要的，国家其次，君主最轻”。
汉朝建立后，文帝、景帝采用黄老之学的理念，让百姓休养生息，最终成就了文景之治。
但它的不足在于“迂腐而不切实际”，如果遇到动荡的时代，空谈道德礼仪难以禁止奸邪之事，就像孔子周游列国却没能推行自己的主张，只因“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道德感化不足以制止战乱。”
赵沛然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道：“师兄的意思，可是长短相接，取其长，补其短？”
秦渊笑道：“善也！纵观历史，治理国家需要以法律为骨架、以儒家思想为血肉。秦朝只用法家思想而灭亡，后期试图改革，却没把握住平衡，因为太过倚仗武力而覆灭，都是因为偏执于一方面；汉朝杂用霸道与王道，本朝融合礼法，才实现了长久的安定。
所以说，法家的法律，就像医者用的猛药，能治好重病却不能长期服用，儒家的道德，就像农民深耕土地，能培育出根本却需要时间。
治理国家的人，应当用法律治理表面，用儒家思想治理内里，让法律不抛弃仁爱，仁爱不超越法律，这才是最好的策略........”
此时日头已过中天，骄阳在秦渊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三百学子无一觉得炙烤，或低头沉思，或交头接耳，先前的轻视早已化作敬佩。
谢山长端起茶盏，望着场中臊眉耷眼的学子们，眼底泛起笑意，他自然知道这帮士子不是秦渊的对手。
阿闵自幼学的是纵横秘学，通百家之学，教导这些学子还是绰绰有余。
他的目的，不是让秦渊赢下这场辩经，而是压一压这一批将要入仕学子的傲气。
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秦渊抬眼望了望日头，光晕透过书院的飞檐落在青砖上，他抬手朝不远处的邢三丈招了招。
“小郎君有何吩咐？”邢三丈几步上前，眼里带着几分熟稔的热络。
“三丈叔，劳烦取张阔纸来，我想写几笔。”
“哎！这就来！”邢三丈脸上瞬间绽出喜色，转身便往藏书阁跑，撞见正下楼的谢山长，忙不迭把事一说。
谢山长眼中精光一闪，当即吩咐：“去库房取最好的澄心堂纸，再把那支紫毫狼毫取来！”
笔墨铺陈开时，秦渊先提笔在阔纸上写下颜真卿的《劝学》。
待众人还在细品“黑发不知勤学早”的意韵，他已换了支大笔，在另一张纸上泼墨挥毫——正是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收尾段落。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狼毫笔走龙蛇间，谢山长已携着几位白须师者立在案旁，目光胶着在纸上，连呼吸都轻了几分。
“山长，”一位老者捻须赞叹，声音里带着难掩的激昂，“这《少年说》读来如闻战鼓，真是提气！”
“此文篇幅虽不长，但却将少年意气书写尽了，我读之，都恨不得再重活一番。”
“如此佳文，随手可得，可见其文思敏捷啊，我等实在是艳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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