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知府的密报，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池塘的石头，在田娃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他意识到，宝钞的推行，在经历了初期的行政强推和制度奠基后，正进入一个全新的、更为复杂的阶段——市场力量开始登台，并试图反过来影响政策的走向。
商人的嗅觉是敏锐的，他们看到了宝钞在降低交易成本、加速资金周转方面的巨大潜力，尤其是在盐、茶、丝绸等大宗长途贸易中，其便利性远非笨重的金银铜钱可比。扬州盐商和绸缎商的联合施压，只是一个开始。这股由利益驱动的“商潮”，正悄然汇聚力量，试图裹挟着宝钞，朝着更符合他们需求的方向发展。
田娃并未立刻回应扬州方面的压力，他知道，此时任何仓促的决策都可能被放大和曲解。他需要更全面地了解这股新兴力量的诉求和潜在影响。
他再次动用了锦衣卫的力量，不过这次的目标并非官员，而是那些在宝钞流通中异常活跃的大商贾。毛骧很快送来了更为详尽的信息：不仅仅是扬州，在杭州、苏州、乃至北方的济宁、临清等运河重镇，一些实力雄厚的商帮，都在私下串联，探讨扩大宝钞使用范围的可能性，甚至有人开始囤积一定数量的宝钞，以备将来之需。
“伯爷，这些商贾，所求无非利字。”毛骧冷静地分析，“他们希望宝钞能用于漕粮折色、市舶司全部税费缴纳，乃至与海外番商交易。若能成行，其利润恐怕能翻着跟头往上窜。”
田娃沉吟不语。商人逐利，天经地义。若能将其引导至对国家有利的方向，自然是好事。漕运、市舶若能引入宝钞结算，无疑能极大提升其效率和朝廷的控制力。与海外贸易，更是将大明宝钞推向域外的契机。
但风险同样巨大。商人的胃口一旦被吊起，便难以满足。他们今日要求扩大使用范围，明日就可能要求参与宝钞发行，甚至试图影响币值。这股力量若失控，其破坏力远比几个贪官污吏要大得多。前宋“交子”最终被豪商把持、滥发无度的教训，史书上写得清清楚楚。
“看来，光有官府的推动和监管，还不够。”田娃对毛骧道，“得给这股‘商潮’修好渠道，既让它能灌溉田亩，又不能让它泛滥成灾。”
他再次闭门数日，结合各方信息，起草了一份新的章程——《宝钞特许商会管理及权益章程》。这份章程的核心在于“引导”与“制衡”。
章程提出，在宝钞流通活跃的主要商业城市，由官府主导，联合当地信誉良好、实力雄厚且积极使用宝钞的大商号，组建“宝钞特许商会”。商会成员享有诸多便利：其票据可在更大范围内流通，享有官府采购优先权，在漕运、市舶等特定领域可使用宝钞结算并享受一定税率优惠，甚至可以获得官方授权的、有限度的宝钞再贷款额度（以其资产或未来收益为抵押），以解决短期资金周转问题。
然而，权利与义务对等。商会成员必须严格遵守宝钞使用规定，承担起维护宝钞信誉的责任，协助官府打击拒收、私铸宝钞等行为。同时，商会需接受户部与都察院的联合监管，其核心成员的资格需经朝廷审核，其大宗宝钞往来需定期报备。章程还明确规定，严禁商会成员串联操纵宝钞价值或从事高利贷盘剥。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旨在将游离的市场力量，纳入一个半官方的、可控的框架之内，使其成为巩固宝钞信用的助力，而非破坏力。
章程草案再次呈送御前。这一次，朱元璋看得格外仔细。他虽出身贫寒，对商人并无太多好感，但其务实的天性让他明白，完全忽视这股力量是不智的。
“你想让商贾为朝廷所用？”朱元璋放下章程，目光如炬地盯着田娃。
“回陛下，非是为其所用，乃是借其力，导其利，固我宝钞之基，增我国库之收。”田娃坦然道，“商人重利，便以利驱之。然，缰绳必须牢牢握在朝廷手中！此章程便是缰绳。若其遵纪守法，于国于民有利，则许其便利；若其胆敢逾越，图谋不轨，则雷霆手段，顷刻可令其灰飞烟灭！”
朱元璋沉吟良久，手指在章程上轻轻敲击。他看到了其中蕴含的风险，但也看到了潜在的巨大收益。最终，他做出了决断：“可。先在扬州、杭州、苏州三地试行。你亲自去督办，给咱盯紧了！若有差池，你知道后果！”
“臣，领旨！”田娃知道，这又是一场硬仗。他不仅要面对地方官商的盘根错节，还要小心平衡朝中清流可能的攻讦。
带着皇帝的旨意和一套尚属雏形的管理制度，田娃再次南下，直抵商业气息最浓厚的扬州。他知道，这里将是“宝钞特许商会”的第一个试验场，也是他能否真正驾驭这股“商潮”的关键所在。扬州的运河上，千帆竞渡，商贾云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金融博弈，即将在这座繁华之城悄然展开。而这一次，他的对手和伙伴，将是那些手握重金、精明无比的天下巨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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