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秋老虎格外执拗，赖在南通江面不肯走。
正午的日头悬在半空，把江水晒得泛出细碎的银光，江风裹着水汽扑在脸上，黏腻的湿热钻进衣领，却压不住张毅攥着检测报告的指节泛白——纸页边缘被他捏得发皱，油墨印的“检测结果”四个字，像烧红的针，一下下扎在眼底。
我和销售科的叶科长临时租的在南通老城区的一家居民家的二层小楼里，墙皮有些斑驳，墙角还爬着几缕霉斑。头顶的白炽灯用了有些年头，灯绳上挂着层薄灰，亮起来时晃悠悠的，照得桌上那几块呢料样本泛着假滑的光。楼前还有座小水塘，给这个炎热的秋季带来阵阵凉气。
前几日送样到南通某某化学实验室的场景，此刻还清晰地刻在我的脑子里：老教授戴着老花镜，手指捏着细巧的镊子，小心翼翼夹起一小块布料，凑到酒精灯的蓝色火苗前。
“张厂长，你仔细看。”老教授的声音带着几分严肃，火苗慢慢舔过布料边缘，没有纯羊毛该有的、类似头发燃烧的焦糊暖意，反倒飘出一缕塑料似的刺鼻气味，呛得旁边的学生下意识皱了皱眉。
几秒后，老教授把烧过的布料放在白瓷盘里，冷却后轻轻一捻，落在盘底的不是纯羊毛该有的松软灰絮，而是几粒硬邦邦的小黑粒。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根针尖，轻轻戳了戳那几粒黑粒，白瓷盘上立刻留下了几道浅浅的刮痕。
“这几粒硬粒就是铁证。”实验室的学生把装着灰烬的密封袋递过来，透明的塑料袋里，黑粒安静地躺着，“我们测过了，涤纶含量至少超了三成，根本达不到合同里‘纯羊毛混纺’的标准。这种料子做成大衣，刚开始穿可能看不出来，可穿久了一定会起球、发硬，贴在身上不舒服，跟麻袋片似的，到时候消费者肯定要找你们麻烦。”
我接过密封袋，指尖碰到冰凉的塑料，心里也跟着沉了沉。我把密封袋小心翼翼塞进内兜，布料贴着心口，像揣了块刚从江里捞上来的冰，寒意顺着衣料往骨头缝里钻。这场质量索赔拉锯战，已经耗了整整十天。
头三天，我天天往南通某某毛纺厂跑，可对方的王厂长要么避而不见，让门卫传话说“去外地考察了”；要么就派个销售员来打太极，拿着呢料样本翻来覆去地看，嘴里念叨着“张厂长，不是我们故意推诿，你看这羊毛纺织品批次不同，软硬度、光泽度有差异都很正常，哪能凭一次检测就说我们的料子不合格”；到了后来，甚至还话里带话，说“张厂长是不是对我们毛纺厂的料子有偏见？我们厂在这做了十几年毛纺品，从没出过这种事”。
我心里清楚，对方是在拖延时间。我们带来的出差费本就有限，再耗下去，不仅厂里等着呢料开工的工人要慌，就连已经订了货的经销商，也该来催单了。
每天晚上，我躺在租居房里，看着天花板上泛黄的墙纸，总能想起厂里工人期待的眼神，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傍晚时分，天边的晚霞把江面染成了橘红色，我正对着检测报告琢磨下一步该怎么办，口袋里的大哥大突然响了起来。那是厂里特意给我配的，机身沉甸甸的，此刻在手里却格外有分量。
我按下接听键，电话那头传来王厂长热络的声音，跟之前的冷淡截然不同：“张厂长，实在不好意思，这几天太忙，一直没抽出时间好好招待你。今晚我在江边的望江楼订了位，备了点薄酒，还有刚从江里捞上来的长江三鲜，都是新鲜货，你务必赏光，咱们好好聊聊。”
我握着大哥大，沉默了几秒。我太清楚了，这哪里是“好好聊聊”，分明是场鸿门宴。可我没有退路，只能应下来：“好，王厂长盛情难却，我们一定到。”
挂了电话，我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渐渐亮起的路灯，心里默默盘算着。我从行李箱里翻出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仔细熨烫平整——不是要摆架子，而是要让对方知道，我们这次来，不是来妥协的，是来要一个说法的。
傍晚七点，我和叶科长准时到了望江楼。这是南通江边有名的餐馆，临着长江而建，木质的楼梯踩上去“咯吱”响，走廊里挂着一幅幅描绘长江景色的字画。服务员领着他走进包厢，推开门的瞬间，一股鲜美的鱼香味就飘了进来。
包厢里的窗户敞开着，晚风带着江水的气息吹进来，格外凉爽。窗外，落日正慢慢沉向江面，把江水染成了一片金红，波光粼粼的，像撒了满地的碎金子。餐桌上已经摆好了菜，白瓷盘里，清蒸刀鱼卧在翠绿的葱段和鲜红的辣椒丝里，鱼肉嫩得仿佛一筷子下去就能掐出水；旁边的碗里，银鱼羹泛着奶白的光，上面撒了一层细碎的香菜，香气扑鼻；最中间的砂锅里，河豚炖得汤色浓醇，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花，看着就让人有食欲。
王厂长坐在主位上，见我们来了，立刻起身迎了上来，热情地握住我的手：“张厂长，可算把你盼来了！快坐，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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