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叫瓦塘村，三十几户人家孤零零地窝在山坳里，离最近的邻村也有二十多里山路。村子小，谁家有点什么事，不出半日就能传遍全村。可这两年，村里传的不是喜事，是接连不断的丧事。
从去年开春到今年夏天，村里走了七个人，都是45到60岁的壮年人。怪就怪在，这些人在外头打工谋生，平常不在村里住，只是偶尔回来，偏偏就在他们回村的当口出了事。更怪的是，村里二十多位六十往上的老人，一个个身子骨硬朗得很，连伤风咳嗽都少有。
村东头的五保户老韩头吧嗒着旱烟说：“这事儿邪性，一过子时，村西头老有女人哭声，呜呜咽咽的，听得人心里发毛。”
几个老人凑在一块儿嘀咕，都说自己也听见了。那声音不像活人发出的，飘飘忽忽，时远时近，顺着山风钻进窗户缝，能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
村里人心惶惶，最后大家凑了份子钱，请了十里八乡最有名的阴阳先生马三爷。马三爷带着罗盘在村里转了三圈，最后停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这儿不干净啊。”马三爷捋着山羊胡，眉头拧成了疙瘩，“有怨气聚而不散，需做法事化解。”
村里人不敢怠慢，按马三爷的吩咐，买了香烛纸马，宰了猪羊，热热闹闹办了一场法事。马三爷穿着道袍，舞着桃木剑，从村头跳到村尾，最后把一道符埋在老槐树下。
“行了，冤魂已超度，大家安心吧。”马三爷揣着红包走了。
可没过半个月，那女人的哭声又来了，比先前更凄厉，更悲切。
然后上个月，张老四家的二小子回来了。那孩子才43岁，在省城开出租车，这次是回来看望生病的老娘。谁曾想，回来第三天，人就没了——晚上还好端端的，第二天早上就没醒来。卫生院的人说是突发心梗。
这下全村炸了锅。
张老四的老娘哭得昏死过去好几次，抓着村主任李建国的手不放：“主任啊，这可咋办啊？下一个轮到谁啊？你得想想办法啊！”
李建国召集全村开会，祠堂里挤满了人，烟雾缭绕，议论纷纷。
“马三爷不顶用，得另请高明！”有人提议。
“请谁？这方圆百里，就数马三爷最有道行。”有人反驳。
“要不...咱们自己盖座庙吧？”一直沉默的老韩头突然开口，“供个镇邪的神仙，总比靠外人强。”
盖庙可不是小事，费钱费力。但眼下这情形，谁也不敢反对。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每户出五百块钱，有力气的出力气，在村东头的小山坡上盖一座小庙，供奉钟馗像，镇邪驱鬼。
庙盖得很快，不到一个月就竣工了。红墙灰瓦，一尺高的钟馗像怒目圆睁，手持宝剑，确实有几分威严。
说也奇怪，自打庙盖好后，那女人的哭声就再没出现过。
村里人渐渐安心了，只有我总觉得这事没这么简单。
我叫小斌，在城里读过大专，现在在县文化局工作，算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我不信这些神神鬼鬼，可这一连串的死亡太过蹊跷，让我寝食难安。
趁着周末，我翻出村里的户口册，开始研究那些去世的人有什么共同点。
李福贵，52岁，在县城建筑工地打工，去年三月回村祭祖，突发脑溢血去世。
赵来顺，47岁，在省城卖水果，去年六月回村给父亲过寿，酒后失足落水。
钱卫东，59岁，在外地跟儿子住，去年九月回村处理宅基地，心脏病发作。
孙长海，45岁，跑运输的，去年十一月回村喝亲戚喜酒，车祸身亡。
周建军，56岁，在县城当保安，今年二月回村看病重的母亲，食物中毒。
吴保国，60岁，在外地带孙子，今年五月回村避暑，突发哮喘。
最后是张建军，43岁，开出租的，上个月回村看母亲，睡眠中猝死。
我反复看着这份名单，忽然发现一个规律——这些人虽然都在外居住，但他们去世前，都曾在村里住过至少两晚。
我又去走访了他们的家属，得到一个更重要的信息：他们都是在回村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出事的。
这绝不是巧合。
我找到村主任李建国，说出我的发现。李建国抽着烟，半晌不说话。
“叔，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我追问。
李建国叹了口气：“小斌啊，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可这样下去，还会死人的！”我急了，“下一个会是谁？您儿子也在外地打工，说不定哪天回来就...”
李建国的脸色变了，他狠狠掐灭烟头：“你去问问老韩头吧，他可能知道点啥。不过...他未必肯说。”
我立刻去找老韩头。他住在村东头一间破旧的土房里，见到我，一点也不意外。
“我知道你会来。”老韩头盘腿坐在炕上，浑浊的眼睛盯着我，“你想知道那‘女人哭声’的事？”
我点点头。
“那不是女人的哭声。”老韩头的声音沙哑，“那是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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