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庄襄王登基大典的余音尚未在咸阳宫巍峨的殿宇间完全消散，一股新的、更加务实也更加强劲的权力风暴，已然以吕不韦那座煊赫崭新的相府为中心，席卷了整个秦国的朝堂，乃至开始向列国辐射。
如果说咸阳宫是秦国法理上的权力心脏，那么此刻吕不韦的相府，无疑就是驱动这颗心脏搏动、并为其输送养料与指令的大脑与枢纽。昔日或许还带着几分商贾府邸的务实与低调，如今的相府，经过紧急的扩建与修饰，已然成为咸阳城内除王宫外最显赫、也最繁忙的所在。朱漆大门终日敞开，门前车水马龙，冠盖云集，来自秦国各地、乃至山东六国的士人、说客、官吏的马车，从清晨到日暮，几乎将门前的街道堵得水泄不通。负责迎候通传的门房，个个挺胸凸肚，眼神里带着与有荣焉的傲气，虽不至于刻意刁难，但那筛选审视的目光，也足以让许多品阶不高的官员感到压力。
吕不韦深谙“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道理，更明白欲成非常之事，必赖非常之人。他拜相封侯后的第一把火，便是以“文信侯”和“相邦”的名义，大开招贤之门，广纳天下奇士。告示贴出，条件优厚，不论出身，唯才是举。一时间，怀揣着各种梦想与野心的士人，如同过江之鲫，从四面八方涌向咸阳，渴望在这位权势熏天的新贵门下，求得晋身之阶。
相府内专门辟出的“招贤馆”，日日人满为患。操着各地口音的士子们高谈阔论，挥斥方遒，或纵论天下大势，或呈上精心撰写的策论，希望能得到相邦的青睐。吕不韦则指派了手下得力的门客负责初步筛选，将那些确有真才实学，或者其观点能为他所用的士人，纳入麾下。
在这股投奔的浪潮中，有一个来自楚国上蔡、名叫李斯的年轻小吏，显得并不起眼。他身材不高，面容普通，穿着半旧的儒生袍服，混在众多口若悬河的士子中间，大多数时候只是安静地观察和倾听。但他那双细长的眼睛里，偶尔闪过的精明与计算的光芒，却显示出他并非池中之物。他目睹了厕所中肥瘦不同的老鼠境遇的天壤之别，顿悟了“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的道理，毅然辞去那小吏的微职，西行入秦。此刻，他正小心翼翼地怀揣着自己对帝王之术的见解和对天下局势的分析，等待着那个可能一飞冲天的机会。他能否在这人才济济的相府中脱颖而出，尚是未知之数，但吕不韦搭建的这个平台，无疑给了他，以及无数像他这样的人，一个改变命运的舞台。
吕不韦的权势，并不仅限于处理日常政务，批阅那堆积如山的各地奏报（这本身已是极大的权力）。他很快便开始以一种更加亲密、也更具主导性的身份，介入到秦国的核心事务中。他不仅是“相邦”，更开始以“仲父”自居——这个称呼，既暗示了他与秦庄襄王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如同仅次于父亲的长辈），也无形中将他的地位凌驾于其他所有臣子之上，甚至隐隐有与华阳太后并驾齐驱的意味。
这种“仲父”的权威，首先体现在对太子嬴政的教育安排上。
嬴政被正式立为太子后，其教育问题自然成为国本大事。吏师贾、司马韬等人虽然称职，但在吕不韦看来，他们的格局和思想，或许还不足以完全塑造一位未来的、符合他宏大蓝图的秦王。尤其是那个在沙盘上冷静“牺牲”部队、对儒家仁政提出尖锐质疑的孩子，让吕不韦看到了某种……超越其父的潜质，也让他觉得，必须更早地将符合自己政治理念的思想，系统地灌输给这位储君。
于是，在吕不韦的“建议”下，太子太傅、太子少傅等辅佐官员的任命，自然需经过他的首肯。他不动声色地调整了东宫讲学的班子，引入了更多倾向于法家、杂家，并能深刻理解他吕不韦施政理念的学者。他甚至亲自过问太子的阅读书目，那些来自韩国的、带着“危险”又极具诱惑力的思想，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在合适的时机，以更系统的方式呈现在太子面前，都在他的权衡之中。他要确保太子嬴政这块璞玉，是按照他吕不韦设计的图样来雕琢的。
不仅如此，吕不韦的触角，也开始谨慎地向宫闱之内延伸。他通过安插得力的内侍、笼络有影响力的宫女，对后宫的人员调动、用度开支、乃至某些妃嫔之间的关系，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关注和影响力。这并非为了干涉秦庄襄王的私生活，而是为了确保后宫不会出现可能威胁到太子地位、或者不利于他吕不韦执政的势力。赵姬王后的地位需要巩固，任何可能诞下其他公子并对太子构成挑战的苗头，都需要被提前察觉并化解于无形。他将整个秦国，都视为自己此生最大的一笔“生意”，而宫闱的稳定，是这笔生意能够顺利运营的重要内部环境。
然而，吕不韦这架权力战车的前进之路，并非一片坦途。最大的阻力，并非来自那些攀附而来的士人，而是秦国本土根深蒂固的军功旧贵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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