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罗伊书房的煤油灯光，将那摊开的《联邦银行法案》手抄本镀上一层琥珀色。
他的指尖，如同精准的游标卡尺，停在其中一行字上：“国民银行之设立，须经州议会三读通过。”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和雪茄的混合气味，冷静得近乎凝固。
桌角，托马斯·梅隆签署的授信文件静静躺着，那五百万美元的数字像一头沉睡的巨兽，拥有撕裂市场的力量，却被一道无形的法律栅栏困住。
没有州议会的背书，鲍厄里储蓄银行就永远只是鲍厄里，而不是他蓝图中的“国民银行”。
他抽出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的名单，目光像猎鹰一样精准地锁定了安东尼·卡梅伦的名字。
此人并非议长或委员会主席，却比他们更关键。
他是西蒙·卡梅伦二世在财政委员会的“执笔人”，一个影子权力者。
所有涉及资金流向的议案，最终的措辞都出自他的手笔，每一个逗号都可能藏着一个陷阱或一扇后门。
康罗伊合上文件，指关节因用力而微微泛白，他低声自语，声音被厚重的窗帘吸走：“钱能买来机器，却买不来选票。”
窗外，差分机塔楼顶端的红色指示灯，正以固定的频率扫过沉睡的金融区。
那道红光冰冷而无情，像一只巨大的眼睛，在丈量这座由旧资本和老牌家族构筑的堡垒，而康罗伊，就是那个站在城墙外的攻城者。
战争的第一枪，却是在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打响。
罗莎琳德·康罗伊没有踏足哈里斯堡的议会大厅，她选择的战场是费城最负盛名的慈善舞会——“五月玫瑰夜”。
这里是权贵们的社交狩猎场，一句耳语的杀伤力胜过一份报纸的头条。
当她以英国资深贵族孀妇的身份步入会场时，瞬间吸引了所有目光。
她身着一袭深蓝色丝绒礼服，裙摆在水晶灯下泛着幽微的光泽，胸前佩戴的康罗伊家族祖传蓝宝石胸针，犹如一块凝固的深海。
她没有径直走向那些手握重权的议员，而是优雅地坐在了几位立场摇摆的议员夫人中间。
她们的话题从最新的巴黎时尚，聊到东区互助所最近的一件趣闻。
罗莎琳德端着香槟，看似不经意地提起：“那里的华裔婴儿潮真是个甜蜜的烦恼，最近有两个孩子需要取英文名，一个叫了‘乔治’，另一个叫‘詹尼’。真难想象，几个月前，他们父亲那双只会修屋顶的手，如今已经能熟练地签下自己的租房合同了。”
一位议员夫人眉毛轻挑，语气中带着一丝警惕：“我丈夫常说，你们黎明财团是在煽动阶级混乱。”
罗莎琳德闻言，非但没有辩解，反而绽开一个温和而富有穿透力的微笑：“夫人，我听说您家的厨房炉灶上周出了问题。我猜，那个叫阿林的华人师傅是不是把它修好了？混乱，还是重建，或许只取决于您是否愿意打开门，亲眼看一看。”
那句话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荡开的涟漪无声却深远。
次日清晨，三名议员的秘书几乎同时致电黎明财团办公室，语气恭敬地询问，能否提供一份关于“国民银行提案”的详细资料。
康罗伊需要一个在议会内部的盟友，一个能将这些悄然转变的民意，转化为实际政治力量的喉舌。
他的目光落在了理查德·摩尔身上。
摩尔，哈里斯堡一个默默无闻的教育改革派议员，像一块未经雕琢的橡木，坚硬却不显眼。
他唯一的“战绩”，是在一次市政听证会上，公开质疑卡梅伦家族通过控制学区拨款来谋取私利，结果是被迅速边缘化。
康罗伊亲自登门拜访。
在摩尔那间堆满书籍的橡木书房里，他没有谈论理想或政治抱负，而是递上了一份冰冷的数据报告。
报告显示，过去五年，由卡梅伦家族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十一家地方银行，平均贷款利率高出联邦标准一点八个百分点，而同期，这些地区的中小商户破产率，同步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七。
每一页纸，都是一个流血的伤口。
“你不是没有敌人，”康罗伊的声音平静而有力，“你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武器。”
摩尔的指尖在那些数据上颤抖。
他看到了自己一直以来模糊的愤怒，被精确地量化成了具体的罪证。
他同意了，作为康罗伊一方的提案联署人。
他在州议会的首次发言，便如同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炸弹。
“我们不是反对资本！”他的声音在空旷的议事厅里回响，带着压抑已久的激情，“我们是反对垄断披着自由市场的外衣，对我们的同胞进行无情的吸血！”
掌声寥寥无几，旧势力的议员们投来或轻蔑或警惕的目光。
但角落里，一名被黎明财团提前安排好的摄像师，按下了快门。
这张照片，定格了摩尔眼中燃烧的火焰，将在两周后，出现在一份名为《他们的双手》的深度系列报道的结尾页上，成为点燃舆论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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