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单方面的恩赐，而是一场基于最原始商业逻辑的共生循环：
大明用庞大的商品顺差，换回了推动军事与科技变革的硬实力。
西班牙则通过对东方的巨额出口，赚取了维持其全球帝国运转所必需的暴利，并保住了国内至关重要的制造业就业。
而且，朱由检的外交手腕远非局限于天主教世界。他的商贸网络同样向新教国家敞开——英格兰、瑞典、丹麦等国的商船也频繁驶向东方，从大明采购了大量茶叶、丝绸与瓷器。
更具战略眼光的是，凭借大明与波斯萨法维王朝、印度莫卧儿帝国稳固的友好关系，朱由检无形中为欧洲诸国架起了通向东方的桥梁。
英格兰与瑞典的使节，借着“大明友邦”的身份，成功与这两位东方巨人搭上了线，开启了此前难以想象的直接贸易与对话。
一套以大明为枢纽、跨越宗教与地域的全球贸易体系，正在这位皇帝手中悄然成形。
因此，除了已彻底倒向满清的荷兰之外，欧洲各国对那个关外政权普遍缺乏好感，甚至心怀厌恶。
这一切的根源，早在崇祯三年或更早的时期便已种下——当时，多个欧洲使团怀揣着开拓东方贸易的期望，几乎同时接触了关内的大明与关外的后金。
然而，双方政权所展现出的姿态，却有着云泥之别，彻底塑造了欧洲的外交取向。
大明在朱由检的引领下，展现出令人惊讶的开放与平等。
这位皇帝从不要求欧洲使臣行跪拜大礼，反而会热情地与他们握手，关切地询问远航的艰辛与旅途的劳顿。
在他身上，欧洲人看到了一种超越时代的世界主义胸怀。
而当时的后金，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使臣们面对的是一个等级森严、封闭且傲慢的政权。
对方眼神中流露出的无知与毫不掩饰的轻蔑，让习惯了外交对等的欧洲人极不适应。
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皇太极为了后金的利益，竟会强行征调随行的传教士与技术人员，迫使其无偿服务，视其为可以随意驱使的奴仆。
这种根植于文明层面的巨大反差，让欧洲各国迅速做出了判断：与开放、守信、可合作的大明交往，前景光明；而与封闭、傲慢、索取无度的后金打交道，则注定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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