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星火低语”带来的推演结果，如同一幅精密却冰冷的地形图，将不同抉择下的可能深渊与崎岖小径，清晰地标注在高岩的意识深处。它没有给出唯一答案，却剥去了决策外层包裹的迷雾，让他得以更本质地审视自身与这个新生政权所处的历史方位。
次日，高岩并未立刻大刀阔斧地推行任何新政，而是做了一件在王奎、赵三槐等老派将领看来有些“务虚”的事情。他下令，在总司令部旁新建的、相对简朴的“议事堂”内，召开一次范围远超以往的“军政扩大会议”。
与会者名单耐人寻味。除了王奎、赵三槐、陈雨顺、林启贤等核心军事将领，李德明、陈念恩等技术官僚首领，行政总署及各司主官外，还特意邀请了近期从江南北上的几位颇具声望的学者名流（如那位前翰林编修，如今被聘为“文教顾问”），数名在土地清丈、税制改革中表现突出、敢于直言的年轻地方官员，甚至包括了两名由各师推选出来的、并非高级军官的士兵代表。
当这些身份各异、背景悬殊的人齐聚一堂时，会场的气氛难免有些微妙和拘谨。将领们正襟危坐，学者们抚须沉吟，技术官员们拿着厚厚的资料，地方官员和士兵代表则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高岩端坐主位，开门见山：“今日召集诸位，非为议定某一条陈，亦非部署某一战役。今日只议一事——我等前路，当如何行，方能不负将士血战之功，不负百姓翘首之盼，亦不负我等‘革新’之初心？”
他首先简要通报了当前面临的严峻内外形势，尤其是“银元风波”暴露出的深层经济脆弱性，以及列强环伺、内部整合的复杂局面。但他刻意隐去了系统的存在和具体的推演结果，只将问题的核心抛了出来。
起初，会场一片沉默。打破僵局的，是那位前翰林编修，周慕贤。他清了清嗓子，起身拱手，言语间仍带着旧式文人的迂回：“高帅明鉴。老夫观史，凡开创之局，必先定名分，明纲纪。今我据有山东辽东，已非昔日偏安一隅。当务之急，或应……正名号，定典章，使上下有所遵循，内外知所敬畏。如此，方能凝聚人心，对抗伪清。”
这几乎是明确提出了“称帝”或至少“立国”的建议。王奎、赵三槐等将领闻言，眼中不禁闪过一丝热切。名号，意味着更明确的权力等级和封赏。
然而，他话音刚落，一位来自登州本地、在税制改革中以铁面无私着称的年轻度支司官员立刻起身反驳：“周老先生之言，下官不敢苟同！名号固然重要，然则如今民生凋敝，府库不丰，强敌在外。若急于正名定分，大兴礼仪，岂非徒耗民力，授外敌以‘僭越’之口实？下官以为，当务之急，乃是脚踏实地，稳固根基！首要便是彻底厘清田亩，建立公平税赋，使仓廪实，民心安。同时，与德合作，全力发展机器局、造船所，壮大我之实力。待根基深厚，名号不过是水到渠成之事！”
这位年轻官员的直言不讳，让周慕贤脸色有些难看，也让一些习惯于尊卑秩序的将领皱起了眉头。
紧接着，李德明从技术角度发言：“总司令，诸位。无论名号还是内政，最终皆需实力支撑。我机器局、‘启明’组，如今面临之困境，并非缺乏图纸或想法，而是高级技工匮乏，精密材料依赖外购！若不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高级工匠培养体系和特种材料冶炼能力，一切设计终是镜花水月。故而，教育、尤其是实学教育，投入再大也不为过！”
陈念恩则补充了通讯与情报的重要性，强调信息不畅、耳目不明，在战略上极为被动。
轮到一名士兵代表发言时，他显得有些紧张，但还是鼓起勇气说道：“禀……禀总司令，各位长官！俺们当兵的，不懂那么多大道理。就觉着……现在有些长官，架子大了，离兵远了。以前在登州，高司令还常来营里看看，现在……好多弟兄担心，以后立了更大功劳，会不会也像……像以前朝廷那样，鸟尽弓藏？俺们就希望，不管以后叫啥，咱们这支军队，不能忘了本，不能寒了弟兄们的心！”
这话说得朴实，甚至有些刺耳，却瞬间让王奎、赵三槐等人脸色微变，陷入了沉思。
会议从清晨持续到午后，各种观点激烈碰撞。有主张稳扎稳打，先经营好基本盘的；有建议利用军事胜利的余威，迅速西进或南下图谋更大发展的；有强调必须尽快与德国等列强建立更正式外交关系以打破孤立的；也有呼吁重视民生，减缓军工投入以苏民困的……
高岩始终端坐主位，大部分时间都在倾听，只在各方争论过于激烈或偏离主题时，才出言引导或制止。他仔细观察着每个人的发言神态、论据逻辑以及他们背后所代表的群体利益。
这场“异论相搅”的会议，并未达成任何具体决议，反而暴露了更多的分歧和潜在的矛盾。但在高岩看来，这恰恰是成功的。他成功地让不同的声音在可控的范围内释放出来，让潜在的矛盾浮出水面，也让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更清晰地看到了这个政权内部复杂的肌理和面临的真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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