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红说许兵已向周国强作了移交，回家去了。老蒋说：“我去他家看看，动员他作个检讨算了。”赵国民说：“只要按规定办事，谁跟他计较个什么呀，没仇没冤的。”向河渠说：“你去一下很好，解释解释。设身处地想一想，他许兵当厂长，下面不服从怎么办？下级服从上级，到哪儿都这样，别不干不干的。”
许兵说不干已不是第一回了。上个月就想辞职回家，其实是想到向明那儿去当副厂长。向河渠约他谈了半天。他说在这儿每月拿三四十元，混不下去。向河渠先是承认工资不高，拿个三四十元是不高。但在沿江各厂比一比，除建筑站、砖瓦厂的计件工外，哪家厂的工资比生化厂高的呢？他回答不出来。
接着就现行制度帮他算了笔帐，说明只要能达到预定的定额就可达到五十多元，那就不低了。他不作声。
向河渠笑笑说：“听说有人答应你去当副厂长。你想去我不打挡你的前途，但是你要想好了，你跟的是什么样的领导？”
向河渠说，“一个好的领导能让你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尽展你的长处，让你成就一番事业；一个不适合你的领导就没有这样的好运。领导的合适不合适，首先要看他的人品和心胸。跟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要慎重地考虑考虑，最好不要草率。”他说没有这回事。
向河渠说：“有这事没这事都无所谓，是留是走都由你。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人品与心胸怎样？几年的相处你应该心中有个数。我们从事的什么事业、你所主持的车间前途如何？你也得琢磨琢磨。”
向河渠说，“生化厂是大家吃尽辛苦创建出来的，你是创建的元老。生化厂是孩子的话，你我就是它的父母。现在它处于困境中，就好比孩子生了病，是千方百计地治病还是由它自生自灭，取决于大家。
实事求是地说能不能冲出困境，说不准。因为它不仅取决于我们的努力，还取决于领导和有关方面的支持，因而前途难说。在我来说就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拼命去救治，决不轻易放弃。至于你该怎么办？由你决定。如果决心走，我决不留难。”
那次谈话，许兵没说走，也没说不走，他持的是看一看的态度。
其实向河渠知道持看一看态度的不仅仅是许兵，还有好多人，包括他组建的管委会和他的一帮铁了心的人，甚至包括他自己。
假如遇到重大挫折，陷入极其严重的困境中，在使尽了浑身解数后，也挺不过避不开时，难道也不绕开这条走不通的道儿，另找一条路向前，而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他不会那么傻的。
只是现在还得拼搏，他不能对不起信任他的这帮人，也不能对不起他自己。他知道只有将厂子搞上去了，人心才能定下来。这可是个无头无尾的循环啊：人心不定难搞好，搞不上去人心难定。
现状是令人担心的：肝素不用说因为没有货源早关了门；激素也不干了；香肠如果十月份贷不到款，根本开不了张；小化工尽管生产正常，但因销路不大，没法扩大生产，只能容十几个人上班。现在指望的是胶带，如能正常生产，可以安排三十几人，也就可以略微松一口气。
可是什么时候能正常呢？决定权不完全在自己手里，起码有两头在别人手里攥着：一头信用社，一头客户。常言道家中有粮心中不慌，人人有班上，月月有工资拿，工作好做。而今自从天热香肠送进冷库，再也销不动了，也就谁也拿不到工资了，即使是有钱赚的小化工的职工工资也停着。工资拿不到，许多人没班上，拿什么去稳定人心？全靠耍嘴皮子么？
向河渠知道眼下只有靠嘴皮子来定人心了，就好象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样，只能靠思想工作。于是他在老蒋走后又去找凡能跟许兵说得上话的同志如张井芳、伍子芳、陆锦祥等等，动员他们去做许兵的工作，促动他分清是非对错，迅速归队。他甚至想自己也去走一趟，想了想，又坐下了。他估计小许会来找他的，果然第二天许兵来了。
许兵不服从赵国民的领导，赵国民决定停职检查。这件事从前到后历时将近一个月，不算其他七八位跟许兵谈过话的，只说向河渠与许兵的接触，仅日记中有记载的就十一次。这十一次的谈话有许多内容都是重复的，现将重复的删去，依时间顺序摘录于下：
8月3日：小许来找我，谈了不到一个上午。他总是说不是不服从，可谈到具体事又偏偏不执行。我对他说：“国民在会上说过他不会管也不敢管。不敢管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你和跟你差不多的老同志不敢管。有顾忌，不好意思，不敢过分按规章制度管理。”
我说，小许，人家有顾忌，总是尽量顾及到你们，你们是不是也体谅体谅他的难处，主动配合配合呢？他还是表示凡不妥当的是不会执行的。
我对他说妥当不妥当要看站在什么角度上。你认为不妥当，他认为妥当，服从谁的？你当过兵应该知道下级服从上级的道理。厂方的制度上也有规定啊。你认为不妥当的可以提看法提建议，但在主管领导没有修改、取消之前，只要不触犯法律，就得先执行，而不能以不妥当为理由不执行。如果允许这样做，那么人人都可以随心所欲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