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书院竹林深处的对话余音未散,帝国肌体下的暗流已迫不及待地翻涌而出。徐明与林小雨所推动的变革,在触及文化权力(皇家书局)之后,终于不可避免地撼动了维系帝国根基最顽固的堡垒——科举取士与宗法伦理。
这场风暴的引信,由一桩看似微不足道的“文字案”点燃。
国子监一位名叫沈墨的年轻博士,也是格致书院的旁听生,在与人辩论时,公然质疑《礼记》中“妇人,从人者也”的论断。他引用林小雨在书院讲授的“万物皆有理”的观点,以及青州女工、边镇女官周婉的事迹,论述女子若得教化、明事理,其才智德操不逊男子,甚至提出“夫妇伦常,或可基于互助共济,而非单向顺从”。
这番“离经叛道”的言论,被对格致书院和新政早已不满的守旧派官员捕捉到,迅速上纲上线。奏折如雪片般飞向御案,痛心疾首地指控沈墨“妄议经典,淆乱人伦”,而其思想根源,直指格致书院,最终指向了幕后“首恶”——林小雨。
“陛下!格致书院名为传授格物致知,实为散布异端邪说,动摇国本!林氏一妇人,竟敢公然质疑圣贤之言,蛊惑士子,其心可诛!若不严加整饬,恐孔孟之道不存,纲常伦理尽废矣!”
这一次,攻击的矛头异常集中且狠毒。他们将林小雨与她带来的新思想,直接置于儒家正统的对立面。这不是简单的政见不合,而是“道统”之争,是你死我活的立场问题。
压力瞬间倍增。就连一些原本支持新政、但对伦理纲常持保守态度的官员,也感到不安,认为林小雨和格致书院“走得太远了”。朝堂之上,要求查封格致书院、严惩沈墨、并限制林小雨活动的呼声甚嚣尘上。
皇帝再次陷入两难。他欣赏新政带来的国力增强,也深知徐明与林小雨的价值,但“道统”是帝国意识形态的根基,不容丝毫动摇。他召见徐明,语气前所未有的严厉:“摄政王,格致书院之事,你当有所耳闻。林氏才学,朕素来知晓,然……圣人之道,乃立国之本,岂容置疑?此事,你需给天下一个交代!”
徐明心中沉重,他知道,这是保守派蓄谋已久的反扑,意图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合法性。他若退让,则数年心血可能付诸东流;他若硬顶,则可能引发整个士林的对立,甚至动摇皇兄对他的信任。
与此同时,格致书院内部也产生了分歧。一部分受传统教育影响较深的学生,对沈墨的言论感到惶恐,担心书院会因此获罪;而另一部分激进学生,则视沈墨为英雄,认为正是要打破这些思想枷锁,社会才能真正进步。书院气氛紧张,人心浮动。
林小雨将自己关在书房整整一日。她知道,这是自穿越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系统已消失,她无法再兑换任何超越时代的理论武器,只能依靠这个时代已有的资源和自身的智慧来应战。
第二天,她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她没有选择辩解或退缩,而是向皇帝上了一道《陈情表》,并请求在国子监公开辩论。
《陈情表》中,她并未直接反驳圣人之言,而是巧妙地采取了“回归原典,重新阐释”的策略。她写道,孔子亦曾言“有教无类”,圣人制礼,本意在于秩序与和谐,而非僵化地束缚人性。她列举历史上那些有才德、有担当的女性(如班昭、谢道韫),论证女子受教育、明事理,非但不会破坏伦常,反而能更好地“相夫教子”、“敦睦家风”,这本身就是对儒家“齐家”理念的践行。至于沈墨之言,虽有偏激,然其忧国忧民、追求真理之心可嘉,正是圣人“学而不思则罔”的体现。
她请求公开辩论,是希望将这场关乎“道统”的争论,置于阳光之下,以理服人。
此举大胆至极!以一女子之身,在帝国最高学府,与天下读书人辩论经义伦常,亘古未有!
皇帝在震惊之余,竟也被勾起了几分好奇与一种难以言喻的期待,他准予所请。
辩论之日,国子监大成殿前,人头攒动。衮衮诸公、翰林学士、太学生员,乃至一些闻讯而来的京城士绅,将场地围得水泄不通。高台之上,一边是德高望重、引经据典的大儒;另一边,则只有林小雨一人,素衣荆钗,沉静而立。
辩论异常激烈。大儒们引述经典,滔滔不绝,强调男女有别、尊卑有序乃天理伦常。林小雨则避其锋芒,始终围绕“经世致用”与“人性发展”的核心。她不直接否定经典,而是不断追问:“若女子读书明理,能助夫兴家,能教子成才,能如周婉协理边贸、如韩芸清丈田亩般有益于国,是否违背了圣人所言的‘仁政’与‘教化’之本心?”“圣人制礼,是为促和谐、利民生,若时移世易,古礼是否可斟酌损益,以求更合于当下之‘义’?”
她的言辞并不华丽,却逻辑清晰,每每切中要害,更以铁一般的新政成果作为论据。当一位老祭酒厉声质问“女子干政,牝鸡司晨,岂非亡国之兆”时,林小雨平静反问:“敢问祭酒,北疆安定,边贸繁荣,国库岁入增加,百姓生活稍苏,此乃亡国之象,还是兴国之兆?这些成效中,可能全然抹杀女子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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