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风裹着股焦糊味，刮在脸上像带了沙。赵佳贝怡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台阶下，望着远处被炸塌一半的国会大厦，钢筋在残阳里支棱着，像只折断翅膀的鸟。
身上的制服是连夜赶制的，粗布料子磨得脖子发痒，胸前的勋章别得有点歪——出门前小护士手抖得厉害，针扎在她皮肉上，疼得她龇牙咧嘴，那姑娘却红着眼圈说：“赵医生，您可得替小石头爸妈，替那些没了的人，把话说透！”
“知道了。”她当时揉了揉姑娘的头发，指尖沾着姑娘掉的眼泪，咸涩涩的。
法警推开厚重的木门，一股混合着香水与汗味的气息涌出来。赵佳贝怡深吸一口气，抬脚迈进去，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笃笃”响，在这过分安静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越。
高台上的法官们穿着黑袍，袍子垂到地面，像一丛沉默的树。来自中、美、英、苏等国的法官目光沉沉，落在她身上时，带着审视，也带着点不易察觉的期许。
台下的被告席被一圈冰冷而坚固的铁丝网紧紧地围住，仿佛那是一个专门用来囚禁恶人的牢笼，又好似圈养牲口的围栏一般。曾经，这些战犯们在报纸上风光无限、不可一世，但如今却都蜷缩在各自的座位里，显得无比渺小和卑微。
有些人低着头，专注于自己手指间的小动作，似乎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掩盖内心的不安；还有些人则不停地用手帕擦拭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以至于白色的衬衫背后已经渐渐渗出了一大片深色的湿润痕迹。
赵佳贝怡的双眸如同寒星般冰冷彻骨，仿佛能将人冻结成冰。她那美丽而又凌厉的目光，犹如一把利剑，慢慢地划过面前这一群曾经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战犯们。这些人如今被关押在这里，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和权势，但他们脸上依然残留着一丝傲慢与不屑。
然而，当赵佳贝怡的视线触及到那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时，她的动作略微停顿了一下。这个男人看上去文质彬彬，甚至有些儒雅，但只有熟悉历史的人才知道，他就是臭名昭着的 731 部队的军医总监！不仅如此，他还是清水百合的直接上级领导。
赵佳贝怡紧紧握着手中的日志本，轻轻翻开它。只见本子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那个男人所写下的文字，每一行字都像是用鲜血染成一般触目惊心。那些批注无一不显示出他内心深处的残忍与无情——“实验成功，效果极佳，建议大量推广使用......”
闪光灯“咔嚓”响，像战场上空的流弹。赵佳贝怡没躲，径直走到证人席，木椅子凉得像块冰，她坐下时，裙摆蹭过地面，发出细碎的窸窣声，在这庄严肃穆的地方，竟显得有些突兀。
“证人，请陈述你的姓名与身份。”检察官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来，带着金属的冷硬，在穹顶下荡出回音。
赵佳贝怡挺直脊背，制服的领口勒得脖子发紧。她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却像投进湖面的石子，稳稳地散开：“我叫赵佳贝怡，中国八路军野战医院特种医疗队队长，医学专家。”
她的目光掠过翻译，直接看向法官席，字斟句酌：“从1937年到1945年，我在前线抢救过超过三千名伤员，其中有两百一十人，死于日军的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
被告席里有了动静，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突然抬头，眼神像淬了毒的针。赵佳贝怡没理，从随身的皮包里拿出个牛皮本子，封面磨得发毛——是她记了八年的病历本。
“1938年，淞沪战场。”她翻开本子，指尖划过泛黄的纸页，“我遇到第一个细菌战受害者，是个十六岁的小兵，没中弹，却突然发烧到四十度，吐黑血。他说前一天在战壕里喝了积水，水里漂着白花花的东西，像棉絮。”
她抬眼看向法官：“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鼠疫杆菌的培养基。那孩子死的时候，指甲盖全黑了，抓着我的手喊‘娘’，喊得我耳朵疼。”
声音。赵佳贝怡继续翻本子，纸页“沙沙”响，像有人在哭：“1941年，武汉郊区。一个村子三天死了四十二口人，症状一模一样——上吐下泻，皮肤溃烂。我们在井里找到个瓷瓶，里面装着浑浊的液体，后来化验出是霍乱弧菌。”
她顿了顿，声音发哑：“有个老太太，儿子儿媳都死了，抱着三岁的孙子坐在门槛上，等我们去的时候，祖孙俩都硬了，孩子手里还攥着块没吃完的红薯干。”
被告席上传来压抑的咳嗽声，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掏出怀表，假装看时间，指节却在发抖。赵佳贝怡从皮包里拿出个玻璃罐，里面泡着块褪色的布料，边角绣着朵樱花，花心已经发黑。
“这是从日本特工清水百合身上找到的。”她举起玻璃罐，阳光透过罐子，在地上投下晃动的光斑，“她是731部队的核心研究员，这块布是他们的标识。她死前留下了数万字的实验记录，还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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