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看，更可疑了——10月东北军申请的“剿共”军费，比9月少了四成，备注里写着“冬装未齐，暂缓进剿”，可他清楚记得，南京军委会10月初刚给东北军拨了三万套冬装，根本不存在“未齐”的说法。
更反常的是药品补给，11月往甘泉送了200箱奎宁、100箱消炎药，远超“剿共”所需，要知道，陕北红军最缺的就是这些治疟疾、治枪伤的药。
“不是暂缓进剿，是不想打了。”
陈默把报表摊在桌上，指尖点着“药品去向”那栏空白处，突然想起上个月上海地下党传的消息——东北军有个营长叫吕正操，私下给红军送过粮食，当时他以为是个案，现在看来，怕是张学良默许的。
他接着翻东北军与南京的往来函件，大多是蒋介石催“剿共”的电报，张学良的回复却越来越敷衍。
10月25日的回电里，张学良写着“陕北地形复杂，共匪化整为零，需待冬雪封山再进剿”；11月5日的回电更直接，说“东北军将士思乡心切，剿共士气低落，需整训一月”——这些话，哪里是请示，分明是找借口拖延。
最让陈默心惊的是一份加密电报的破译稿，藏在卷宗最底层，发报人是东北军参谋长晏道刚，收报人是驻瓦窑堡附近的第129师师长周福成，内容只有短短一句：“汉卿嘱，与陕北友军保持默契，粮弹可酌情接济，勿生摩擦。”
“友军？”
陈默的呼吸顿了顿。国民党军队称呼红军，从来都是“共匪”“赤匪”，敢用“友军”二字，说明张学良和红军的关系早就不是“私下往来”，而是有了默契。
他赶紧把这份电报抄下来，又把调防记录里“靠近红军根据地”的部署、补给报表里“异常调拨”的粮草药品一一标注，心里渐渐清晰：张学良不想打红军，他心里装着的，是打回东北，是抗日，不是帮蒋介石打内战。
从档案室出来时，天已经黑透了。
上海的街头飘着细碎的冷雨，路灯下的积水映着往来的人影，像极了眼下混沌的局势。陈默裹紧大衣，怀里揣着抄好的情报，脚步比来时沉了许多。
他想起戴笠在电报里说的“腹背受敌”——日本人在华北搞“自治”，在察哈尔控德王，要是东北军倒向红军，南京政府就少了一支“剿共”主力，到时候既要防日军南下，又要防红军东进，真就成了孤家寡人。
回到工作站，老吴的电报又到了：“浅昭弥太郎逼着德王签了‘蒙日互助协定’，长城以北六个旗都挂了‘自治’牌子，日本人派了一个骑兵中队进驻苏尼特右旗，说是‘保护蒙旗’，实则是建据点。复兴社北平站的人拍到了日军在张家口修炮楼的照片，明天给你发过来。”
陈默坐在电台前，指尖悬在电键上迟迟没动。
察哈尔丢了长城以北，东北军和红军暗通款曲，华北危局越来越重，复兴社的情报任务压得人喘不过气——既要盯日本人的增兵，又要查汉奸的动向，还要摸清东北军的真实态度，每一条情报都像一根弦，绷得紧紧的，稍不留神就会断。
“小张，把察哈尔的情报和东北军的资料整理到一起，明天一早发南京。”
陈默揉了揉眉心，声音里带着疲惫，“特别要把张学良‘称红军为友军’‘补给异常’这两点标出来，戴老板要的是能预判局势的硬情报，不能漏。”
小张应了声，抱着卷宗去隔壁整理。
阁楼里只剩下陈默一人，他看着桌上摊开的地图——华北的香河、察哈尔的苏尼特右旗、陕北的瓦窑堡，三个红点像三颗毒瘤，在北方大地上蔓延。
日本人的野心、德王的摇摆、张学良的消极，还有南京政府的犹豫，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中国的北方困在了中间。
他想起老吴上次电码里说的“等赶走日本人，咱们在北平见”，心里突然生出一股劲。
再难又怎么样？
至少他还能守着电台，和老吴隔着千里传递情报；至少还有北平的学生、上海的民众，在为抗日奔走；至少张学良心里还有“打回东北”的念头，不是彻底的软骨头。
陈默拿起笔，在东北军情报的末尾添了一行字：“汉卿厌战，东北军思归，倭寇窥伺华北，唯有联共抗日，方能破局。”写完，他关掉电台，走到窗边。
雨还在下，可远处租界里的灯火依旧亮着，像黑暗里的星星。
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更难——日本人会变本加厉，南京会更加摇摆，东北军的动向会更微妙，可他和老吴，和所有复兴社、地下党的同志，都会撑下去。
因为他们守着的不是情报，是家国；盼着的不是功名利禄，是有一天能卸下电台、放下枪，在北平的街头，迎着阳光，好好走一走。
阁楼的灯亮到后半夜，陈默趴在桌上，手边堆着厚厚的卷宗，地图上的红点被他用红笔圈了又圈。窗外的冷雨敲打着玻璃，像是在提醒他，这场仗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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