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初春，重庆仍旧阴冷，嘉陵江上雾气像层永远揭不开的纱，把山城包裹得密不透风。
江面漂着碎冰，偶尔相撞，发出清脆的裂声，仿佛谁在为即将到来的变局提前鼓掌。
军统局本部的青砖大院淹没在雾与冰之间，院墙上的苔藓吸饱了水汽，颜色深得发黑，摸上去像一块块尚未风干的血痂。
戴笠暴毙后的第57天，院中槐树才冒芽，树下却已换了一茬新面孔。
旧日威仪被连根拔起，剩下的人像被扔进一口深井，彼此踩着彼此的肩膀，只为把脖子探高一点，多吸一口并不干净的空气。
陈默每天七点准时进院。
他穿一件旧呢大衣，呢料被霜雾浸得发硬，袖口磨得油亮，却仍旧能抵御重庆钻骨的湿冷。
他把领子竖高，遮住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目光像两口被封了口的井，深，而且静。
一路上，同僚擦肩而过，彼此点头，却都在余光里掂量对方还剩几两忠诚。
他把这些目光一一收下，像收进空弹匣——不响，却沉。
办公室的火盆刚点着，火苗还没舔红炭皮，李伟已把毛人凤签发的“调整名册”送来。
八页薄纸，37个名字，像37颗钉子，把旧日格局拆得七零八落。
他翻开扫一眼，便合上，顺手压到玻璃板下——当草稿纸用，免得浪费。
李伟侍立一旁，等示下。
陈默却只是擦了擦眼镜，问：“情报处长王秘书那边几点？”
“十点整，情报处新楼。”
“告诉他，我九点五十到。”
李伟退出去，门缝带进一缕风，把火盆的灰吹得打旋，像微型风暴。
情报处新楼原是日伪时期的汇丰银行，洋式圆顶还留着机枪扫出的弹孔，如今挂上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新铜牌，亮得晃眼。
王秘书，这位毛人凤的贴身秘书，刚被提拔为情报处长不久。
他坐在昔日经理室，桌角摆一面小国旗，旗旁一尊戴笠小像——遗像比真人先一步被“请”进角落，供人表演哀悼。
“陈站长，百闻不如一见。”
王秘书起身，金丝镜框折出一道冷光，手伸得长，笑容短。
陈默握住那只手，掌心干燥，不软不硬，像一块擦枪布，只完成必要动作。
寒暄被压缩到三句，随后是工作汇报。
陈默用数字说话：档案七千四百卷，已清五千三，涉密甲级四百七，乙级一千二，丙级以下待甄。
没有形容词，没有情绪，像把枪递过去——接不接，是对方的事。
王秘书找不到切口，只好端起茶送客。
陈默起身，目光掠过那尊小像，忽然想到：戴老板若活着，会不会也坐在这张椅子，用同一盏灯烤人？
念头一闪即灭，他敬礼，转身，皮鞋踏在拼花地板上，声音清脆，像给谁补了三枪。
午后，档案库。
这里曾是金库，四壁铸铁，潮气被锁在墙皮里，凝成水珠，滴答，像倒走的秒表。
陈默穿一件旧毛衣，袖口磨得透光，他一份份拆卷，像拆地雷：
沪区行动队曾向汪伪倒卖医药；
华北组截留三十箱奎宁，账上写“战损”；
总务科两任科长合伙把空饷开到河南旱灾账里；
……
他把这些“功劳”摘进一本再普通不过的练习簿，钢笔字小得像蚂蚁搬家。
每记一条，就在页角画一个圈，像给亡魂扣一枚铜钱。
库内只许点15瓦白炽灯，灯丝发乌，光线像被熬烂的中药渣，苦而浑浊。
陈默却觉得舒服，暗一点，人的影子就浓，影子浓了，真身反而安全。
偶尔有老鼠窜过脚背，皮毛擦过袜筒，冰凉一瞬，他也懒得跺脚，只在心里记下：又一条活口。
他不怕老鼠，他怕人。
傍晚，毛人凤独自堵在走廊。
雪茄燃了一半，灰弯成钩，像要把人勾住。
“陈默听说你找到不少‘老底’？”
“回毛老板，我只是例行清点。”
“陈默，你可是咱们这行的老人，是特务机构首批成员。你应该知道，聪明人知道什么时候该瞎，什么时候该聋。”
“是的，毛老板，属下晓得了。”
三问三答，像三颗子弹互相擦过，谁也没见血。
毛人凤，侧身让路，背影在壁灯下拖得极长，像一条想回洞却找不到入口的蛇。
陈默回到旧楼，把练习簿塞进保险柜，柜门合拢，咔哒一声——那声音让他想起十年前在虹口捕房，第一次给犯人上手铐，也是这般清脆。
窗外，雾散了，山城灯火像被谁撒了一把硫黄，东一点，西一点，随时会炸。
他给自己倒一杯冷茶，仰头灌下，喉结上下一滚，像把没说出口的狠话咽回肚里。
火盆渐暗，炭灰里忽地爆出一粒火星，跳起，又灭。
陈默拿火钳拨了拨，低声道：“再等等，天还没亮透。”
接下来的日子，他把“等”字拆成无数个笔画，写进日常。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