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治家，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周易》中有一卦《家人卦》，为我们揭示了治家的规律。其中的上九爻阐释的道理，中肯而又深刻。
上九爻辞说“有孚，威如，终吉”，《象传》释为“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可将其理解为治家三策：以“诚信”为根、“威严”为纲、“正身”为本。
一、以诚立信
《家人卦》爻辞首重“孚”（诚信），暗合《中庸》“诚者物之始终”的核心理念。南北朝颜之推家族恰是此道的典范。颜之推着《颜氏家训》，将“信”视作家族存续之本，要求子弟“立身行事，宜皆诚信”。其长子颜思鲁为官时，曾因误判田产归属而主动退还多收租税；七世孙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孤身赴敌营，以“颜筋”笔墨写就忠烈气节；十二世孙颜师古校勘典籍时“一字不敢妄改”，宁被讥为“迂腐”也坚守学术诚信。这种诚信之道化作家族血脉基因，终使颜氏一门三十六人青史留名，成为儒学世家的标杆。
反观隋炀帝杨广，夺嫡时伪装仁孝骗取父母信任，登基后却奢暴无度。为营造“节俭”人设，他命人将旧衣打满补丁，却在暗中打造镶金嵌玉的龙舟；《资治通鉴》记载其“每日役丁二百万人”修建大运河，却对外宣称“为民兴利”。当家族诚信沦为权谋工具，崩塌的不只是家庭伦理根基，更催生出“雁门被围时士兵纷纷逃散”的众叛亲离。司马光痛斥：“诈伪虽暂得志，终如沙上筑塔”，一语道破诚信缺失的致命后果。
历史如此，当下家庭生活亦然——诚信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夫妻之间、与父母之间，还是与子女之间，说话都必须算数。说了不算便没了信任，没了信任心就散了，家也就失了凝聚力。比如对孩子，承诺“考得好有奖励”就一定要兑现，约定“考不好有惩罚”也必须执行，绝不能出尔反尔。
二、以威定序
《象传》“威如之吉”强调的是治家的威严。治家者（或一家之主）若无威严，家庭便难有秩序，自然难获“吉利”。古人传下的治家之道，常以家训、家规、家法为载体，各有侧重：
家训：多为家长或家族长辈对子孙在立身处世、为学治业等方面的教诲，核心是通过言传身教传递家族价值观与道德准则。例如《颜氏家训》中“巧伪不如拙诚”的训诫，便是对子孙诚信品格的直接引导。家训通常以文字形式流传，内容涵盖修身、齐家、处世等智慧，侧重精神层面的教化。
家规：是家庭内部制定的行为规范，旨在维护家庭秩序、促进成员和谐，内容具体且具操作性。如北宋包拯的家规：“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其严厉程度可见一斑。如今治家虽重民主和谐，不再定严苛家规，但基本规矩不可或缺——比如吃饭不准看手机、不准大声喧哗。一个家若没有规矩约束，成员各行其是，必然陷入混乱。
家法：最初指家族内部的管理制度，包括对违规行为的惩戒措施。如北宋司马光家族《涑水家仪》规定，宴席需“正色危坐”，看似严苛，实则为锻造家族秩序。当侄儿司马宏私取家财置办衣物时，司马光命其长跪祖祠三日，并将财物转为家族书楼购书资金；处置后，他还亲自为侄儿讲解《论语》中“君子固穷”的道理，使其心悦诚服。这种“威中有爱”的智慧，让司马氏一族走出五进士、三御史的栋梁之材。
春秋郑国武姜的教训，则成为“失威致乱”的反面教材。她对幼子共叔段的逾制行为纵容默许：明知其“都城过百雉”违反礼制，仍默许扩建封邑；共叔段“缮甲兵，具卒乘”欲夺兄位时，她竟暗中相助。吕祖谦在《东莱博议》中痛批：“母爱偏私，反成子弟祸殃”。最终共叔段兵败逃亡，武姜被软禁于城颖，上演了“黄泉见母”的伦理悲剧。可见治家若失威严法度，溺爱便会化作腐蚀家族结构的毒药。
随着社会发展，现代家法更偏向家庭责任与义务的明确化（如“分担家务”“尊重长辈”），但笔者认为，对不守规矩的家人，仍应有适当惩戒——比如对孩子，若一味娇惯不加管束，其成年后步入社会，难免因缺乏规则意识而吃亏。
需明确的是，强调治家威严，并非提倡封建家长制、搞“一言堂”。家是人们生长生活的基本单位，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与国本就紧密相连。“家和万事兴”的前提，正是对家人的正确教育引导、明确的立家规矩，以及必要的奖励与惩罚。
三、以正修身
《象传》“反身之谓”道出了治家威严的根本——正身垂范。范仲淹创设义庄时“自捐宅第为学”，临终前仍叮嘱子孙“清心守官”；其子范纯仁任宰相时，家贫至卖马代步却拒受馈赠，面对送礼者直言：“吾家素贫，若受礼则坏家风”；孙辈范正平布衣讲学，将“先忧后乐”化为家族精神图腾。这种以身作则的教化，比《颜氏家训》中“同言而信，信其所亲”的论述更具穿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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