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七年的初春,应天府秦王府那高耸入云的“观星阁”顶层,四面轩窗洞开,清冷的月光与城内稀疏的灯火交织,映照着独立窗前、宛如石雕的摄政王蔡攸。北伐的硝烟已然散尽,喧嚣的朝议也暂时平息,唯有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他才得以卸下所有的威仪与面具,直面内心深处那片被血与火浸透的荒原。
案头,摊开着最新呈报的北伐总结奏章,上面冰冷的数字触目惊心:累计动员兵力逾四十万,阵亡、伤残、失踪者近十五万众,其中岳家军主力两万余人近乎片甲不归;耗费钱粮赋税以亿万计,国库为之一空;新收复的幽云十六州之地,城垣残破,民生凋敝,亟待投入巨资安抚重建。而这一切代价换来的,是一条北推至长城——燕山一线的、暂时稳定的防线,以及金国主力遭受重创、短期内无力大规模南下的战略喘息期。
蔡攸的目光越过窗棂,仿佛穿透了千山万水,落在了那片刚刚被鲜血浇灌过的北国土地上。岳飞、岳云、张宪、牛皋……这些名字,如同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心头。他不得不承认,朱仙镇那场惨败,是他执掌权柄以来,最为惨痛的一笔。损失的不只是一支能征惯战的精锐,更是一面凝聚军心、激励士气的旗帜。朝野间那无声的质疑,民间那压抑的悲愤,他都感受得到。
“鹏举……可惜了。”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在空旷的阁楼中消散。蔡攸的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紫檀木的窗框。是的,可惜。可惜其忠勇,可惜其才华,更可惜其……难以完全掌控的独立性。在内心深处,那个冷酷的政治家灵魂在冷静地评估:岳飞的死,固然是巨大损失,但从权力掌控的角度看,未必全是坏事。一个声望如日中天、手握重兵且深得军心的武将,在承平时期,本身就是对皇权(或者说他蔡攸的摄政权力)的巨大潜在威胁。如今,这根最硬的骨头,连同其麾下那支可能只知有岳帅、不知有朝廷的军队,已经在塞外的风雪中消散了。北伐的战略目标——收复幽云,驱逐金虏于长城之外——基本达成,虽然过程惨烈,代价高昂,但结果,对于他这个最高统治者而言,尚可接受。用岳飞和数万将士的鲜血,换来了边境的暂时安宁,也换来了内部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与巩固。这笔账,在帝王术的天平上,是平衡的,尽管这平衡浸满了鲜血。
然而,蔡攸并非全然铁石心肠。他想起岳飞每次凯旋时那疲惫却明亮的眼神,想起他上书请求北伐时那近乎虔诚的恳切,想起幽州城下将士们高呼“岳”字旗的炽热……这种纯粹的忠勇与信念,是他这个深陷权谋旋涡之人早已遗失的东西。它如同一根刺,扎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提醒着他这份权力的沉重与污浊。
“不能让他白死。”蔡攸喃喃自语。他转身,走向书案,提笔蘸墨,在一份早已拟好的诏书上,添上了最后几笔。这是一份关于设立“武学”、修订《武经总要》、推广“岳家军”选练、阵战之法于各军的旨意。他要将岳飞的军事才华,剥离其个人魅力,转化为帝国可以传承的制度与知识。同时,他下令优抚所有阵亡将士家属,尤其是岳飞的子嗣(若有幸存),给予厚禄虚职,荣养起来。他要让天下人看到,忠勇者,虽死犹荣,朝廷不负功臣。这既是对英雄的告慰,更是对生者的激励,是凝聚人心、重塑士气的必要手段。
数日后,一场极高规格的祭祀在新建的“功德祠”举行。蔡攸亲率文武百官,主持仪式。祠内,张叔夜、种师道、宗泽、徐宁等早期抗金名臣的牌位旁,新增了岳飞、岳云、张宪、牛皋等人的灵位。香烟缭绕,钟鼓齐鸣,蔡攸宣读祭文,声情并茂,褒扬忠烈,闻者无不动容。岳飞旧部中幸存的一些将领,如王贵之子等,被妥善安置,部分精锐被打散编入韩世忠、吴玠等部,岳家军的严明军纪、步骑协同战术、背嵬军选拔标准等,被枢密院列为典范,通传诸军学习。岳飞的“忠勇”精神,被有意识地塑造为整个宋军的军魂。英雄的身躯倒下了,但他的名字和精神,却被权力巧妙地征用,成为了巩固统治的新工具。
处理完北伐的善后与遗产继承,蔡攸的目光,再次投向了那幅巨大的、覆盖了已知世界的坤舆全图。他的视线不再局限于北方那条蜿蜒的长城防线,而是向南,向那一片无垠的蔚蓝延伸。
北伐的惨痛教训让他深刻认识到,仅依靠北方贫瘠且战乱频仍的土地,难以支撑一个庞大帝国的持久强盛。与金国的拉锯战,消耗巨大,且胜负难料。必须开辟新的财富之源,寻找更广阔的战略空间。
“张俊、张顺、阮小七他们有消息了吗?”蔡攸问道。
侍立一旁的诸葛长风立刻上前,指着地图上几个新标注的点:“回王爷,靖海都护府最新奏报。张俊都督坐镇明州,统筹全局。张顺将军的船队已抵达‘注辇’(印度科罗曼德海岸),与当地邦国建立了贸易联系,获利极丰,所携瓷器、丝绸价比黄金。阮小七将军的探险船队,沿‘南洋’(东南亚)岛屿链继续西南而行,抵达‘狮子国’(斯里兰卡),并带回了关于更西方‘大食’(阿拉伯)诸国及‘昆仑奴’之地(东非)的讯息。三江商社的贸易网络,已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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