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七年的初春，应天府秦王府那高耸入云的“观星阁”顶层，四面轩窗洞开，清冷的月光与城内稀疏的灯火交织，映照着独立窗前、宛如石雕的摄政王蔡攸。北伐的硝烟已然散尽，喧嚣的朝议也暂时平息，唯有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他才得以卸下所有的威仪与面具，直面内心深处那片被血与火浸透的荒原。
案头，摊开着最新呈报的北伐总结奏章，上面冰冷的数字触目惊心：累计动员兵力逾四十万，阵亡、伤残、失踪者近十五万众，其中岳家军主力两万余人近乎片甲不归；耗费钱粮赋税以亿万计，国库为之一空；新收复的幽云十六州之地，城垣残破，民生凋敝，亟待投入巨资安抚重建。而这一切代价换来的，是一条北推至长城——燕山一线的、暂时稳定的防线，以及金国主力遭受重创、短期内无力大规模南下的战略喘息期。
蔡攸的目光越过窗棂，仿佛穿透了千山万水，落在了那片刚刚被鲜血浇灌过的北国土地上。岳飞、岳云、张宪、牛皋……这些名字，如同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心头。他不得不承认，朱仙镇那场惨败，是他执掌权柄以来，最为惨痛的一笔。损失的不只是一支能征惯战的精锐，更是一面凝聚军心、激励士气的旗帜。朝野间那无声的质疑，民间那压抑的悲愤，他都感受得到。
“鹏举……可惜了。”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在空旷的阁楼中消散。蔡攸的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紫檀木的窗框。是的，可惜。可惜其忠勇，可惜其才华，更可惜其……难以完全掌控的独立性。在内心深处，那个冷酷的政治家灵魂在冷静地评估：岳飞的死，固然是巨大损失，但从权力掌控的角度看，未必全是坏事。一个声望如日中天、手握重兵且深得军心的武将，在承平时期，本身就是对皇权（或者说他蔡攸的摄政权力）的巨大潜在威胁。如今，这根最硬的骨头，连同其麾下那支可能只知有岳帅、不知有朝廷的军队，已经在塞外的风雪中消散了。北伐的战略目标——收复幽云，驱逐金虏于长城之外——基本达成，虽然过程惨烈，代价高昂，但结果，对于他这个最高统治者而言，尚可接受。用岳飞和数万将士的鲜血，换来了边境的暂时安宁，也换来了内部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与巩固。这笔账，在帝王术的天平上，是平衡的，尽管这平衡浸满了鲜血。
然而，蔡攸并非全然铁石心肠。他想起岳飞每次凯旋时那疲惫却明亮的眼神，想起他上书请求北伐时那近乎虔诚的恳切，想起幽州城下将士们高呼“岳”字旗的炽热……这种纯粹的忠勇与信念，是他这个深陷权谋旋涡之人早已遗失的东西。它如同一根刺，扎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提醒着他这份权力的沉重与污浊。
“不能让他白死。”蔡攸喃喃自语。他转身，走向书案，提笔蘸墨，在一份早已拟好的诏书上，添上了最后几笔。这是一份关于设立“武学”、修订《武经总要》、推广“岳家军”选练、阵战之法于各军的旨意。他要将岳飞的军事才华，剥离其个人魅力，转化为帝国可以传承的制度与知识。同时，他下令优抚所有阵亡将士家属，尤其是岳飞的子嗣（若有幸存），给予厚禄虚职，荣养起来。他要让天下人看到，忠勇者，虽死犹荣，朝廷不负功臣。这既是对英雄的告慰，更是对生者的激励，是凝聚人心、重塑士气的必要手段。
数日后，一场极高规格的祭祀在新建的“功德祠”举行。蔡攸亲率文武百官，主持仪式。祠内，张叔夜、种师道、宗泽、徐宁等早期抗金名臣的牌位旁，新增了岳飞、岳云、张宪、牛皋等人的灵位。香烟缭绕，钟鼓齐鸣，蔡攸宣读祭文，声情并茂，褒扬忠烈，闻者无不动容。岳飞旧部中幸存的一些将领，如王贵之子等，被妥善安置，部分精锐被打散编入韩世忠、吴玠等部，岳家军的严明军纪、步骑协同战术、背嵬军选拔标准等，被枢密院列为典范，通传诸军学习。岳飞的“忠勇”精神，被有意识地塑造为整个宋军的军魂。英雄的身躯倒下了，但他的名字和精神，却被权力巧妙地征用，成为了巩固统治的新工具。
处理完北伐的善后与遗产继承，蔡攸的目光，再次投向了那幅巨大的、覆盖了已知世界的坤舆全图。他的视线不再局限于北方那条蜿蜒的长城防线，而是向南，向那一片无垠的蔚蓝延伸。
北伐的惨痛教训让他深刻认识到，仅依靠北方贫瘠且战乱频仍的土地，难以支撑一个庞大帝国的持久强盛。与金国的拉锯战，消耗巨大，且胜负难料。必须开辟新的财富之源，寻找更广阔的战略空间。
“张俊、张顺、阮小七他们有消息了吗？”蔡攸问道。
侍立一旁的诸葛长风立刻上前，指着地图上几个新标注的点：“回王爷，靖海都护府最新奏报。张俊都督坐镇明州，统筹全局。张顺将军的船队已抵达‘注辇’（印度科罗曼德海岸），与当地邦国建立了贸易联系，获利极丰，所携瓷器、丝绸价比黄金。阮小七将军的探险船队，沿‘南洋’（东南亚）岛屿链继续西南而行，抵达‘狮子国’（斯里兰卡），并带回了关于更西方‘大食’（阿拉伯）诸国及‘昆仑奴’之地（东非）的讯息。三江商社的贸易网络，已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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