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整，上海《申报》的编辑部如同往常一样，在油墨的芬芳混杂着纸张的枯草气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一封没有署名、邮戳模糊的信件被分拣员放在了总编的案头。
总编对此早已司空见惯，只当是又一个愤世嫉俗的文人或失意学生的牢骚。
他漫不经心地拆开信封，目光落在稿纸的标题上——《哀财政司赵公世坤》。
他的眉毛不自觉地挑了一下。
赵世坤的死是内部秘闻，对外只宣称是突发心脏病，官方讣告还未发出，这篇悼文却已捷足先登。
文章的笔触沉痛而克制，称颂赵世坤“鞠躬尽瘁，猝然长逝，实乃国之殇也”，字里行间满是同僚故友的惋惜。
然而，当总编的视线扫过其中一句“独掌海外隐账之钥，未及托付而魂归天国”时，他握着稿纸的手指猛然收紧，纸张被捏出了一道清晰的褶皱。
他不是傻瓜，他嗅到了这句话背后山雨欲来的血腥味。
这篇悼文不是在哀悼，而是在点火。
但报社的生存法则让他明白，越是危险的消息，越具备引爆舆论的价值。
更何况，一个名为程兰的兼职校对员，早在三天前就以“预备稿件录入”的名义，为这篇文章在排版系统里设置了最高优先级的发布权限。
这是一个他无法拒绝也无力追查的“技术便利”。
半小时后，最新一期的《申报》被报童们清亮的吆喝声送往上海的各个角落。
当那篇悼文随着油墨香散开时，南京特务总部的三部电话几乎在同一时间响起。
三名身处不同部门、互不统属的高级特工，不约而同地向上级发出了内容一致的紧急申请：请求立即查阅财政司顾问赵世坤的所有遗留文件，包括他办公室的保险柜和私人住宅。
申请的理由各不相同，但背后的动机却如出一辙——恐慌。
悼文没有点明“灰烬协议”，却像一根精准的钢针，扎进了他们最脆弱的神经。
他们无法判断，这究竟是对手的试探，还是赵世坤真的留下了他们不知道的后手。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便如疯长的藤蔓，迅速缠绕住每一个与“海外隐账”有关的人。
上午十一点十三分，财政司那间终年不见阳光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紧急会议的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海面。
一名资深的副司长率先打破沉默，他用力摁灭雪茄，沉声道：“赵顾问尸骨未寒，但国事为重。我建议，立刻启动B类资产接管程序，全面冻结他经手的所有离岸账户，防止资产流失。”
他的话音未落，角落里情报处的负责人便立刻反驳，声音尖锐：“不可！这些账户都设置了复杂的安全机制，贸然冻结，极有可能触发赵世坤生前设下的自动清零指令！一旦启动，所有线索都将灰飞烟灭！”
“那你说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这笔巨款成为一笔无人能动的死账？”副司长拍着桌子，怒不可遏。
“唯一的办法，”情报处负责人站起身，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是派人去日内瓦，以‘亲属代表’的身份，向银行申请激活共管权限。这是绕过清零机制的唯一途径。”
争论愈发激烈，两种方案的支持者互不相让。
林默作为会议记录员，安静地坐在长桌末尾，手中的钢笔不时划过纸面，记录着这些足以决定无数人生死的话语。
他的视线偶尔会飘向会议室墙角的盆栽，在他的真实之眼中，隐藏在茂密叶片后的微型窃听器，正泛着稳定而清晰的红光。
他知道，这里所有的争吵、每一个决策，都将一字不漏地传到更高层的耳朵里。
最终，会议在一种脆弱的妥协中结束。
他们采纳了情报处的建议，决定立刻拟定一份可以派往日内瓦的“亲属代表”候选名单。
林默知道，他等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这份名单，就是他撒下的网中，即将收紧的最后一道绳索。
每一个主动请缨、或者被推举上这份名单的人，都将成为他甄别“灰烬网”成员的关键样本。
下午十四点四十分，程兰的身影出现在法租界一个僻静的公共电话亭。
她从容地投入硬币，拨通了一个从未在任何记录中出现过的号码。
电话接通后，她没有说话，只是按照事先约定的节奏，用指关节轻轻敲击话筒。
三十秒后，她挂断电话，转身离去。
这个无声的信号，已经跨越千山万水，向“火种”欧洲线发出了指令：目标即将离沪，舆论扰动已经完成，准备接收“遗产申报者”名单。
然而，她真正的动作却藏在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
离开电话亭前，她故意将一张揉皱的便条遗落在电话机旁。
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着一行字：“赵宅钥匙暂存巡捕房”。
二十分钟后，一名伪装成清洁工的敌特在打扫时“无意”间发现了这张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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