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指尖轻叩着温热的咖啡杯，玻璃窗外的上海晨雾还未散尽，他布下的第一张网已经悄然收紧。
清晨七点二十九分，公共租界《申报》发行部内，油墨的气味弥漫。
最后一叠尚带着温度的报纸被匆忙打包装车，一份加急印刷的版面被放在了最顶层。
头版头条的标题在晨光中显得触目惊心：“瑞士顾问冯氏疑涉轴心资金案，昨夜趁乱逃离上海！”
标题之下，是一张刻意处理得模糊不清的照片。
背景是吴淞口码头的浓雾，一个高大男人的背影正要登上一艘小艇，他身上那件风衣的款式和轮廓，与冯·施耐德的标志性装束几乎一模一样。
文章内容更是言之凿凿，引用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人士”的消息，证实冯氏已通过小艇接驳，成功转移至一艘停泊在公海的货轮上。
林默坐在街对面的咖啡馆二楼，透过窗户，他的视野并非只有湿漉漉的街道和匆忙的行人。
在他的“真实之眼”中，世界被一层额外的信息流所覆盖。
当两名负责向法租界领事馆区派送报纸的递送员骑着自行车消失在街角时，他们的脖颈后方，一抹常人无法察觉的淡红色警示一闪而逝，并标注着一行小字——“信息传递路径受监控”。
情报网络被激活了。
敌人安插在报业、邮政乃至街头巷尾的眼线，正像被惊动的蚁群，开始疯狂地传递这个“重要”消息。
林默呷了一口咖啡，嘴角勾起一丝冷峭的弧度。
他深知，真正顶级的死间，从不会主动与组织进行任何形式的联络，他们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在确认“上级尚存”且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默默执行那项被赋予的、唯一的最终任务。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让那条潜伏最深的毒蛇，主动把头探出洞穴。
时间滑向下午三点四十六分，青岛，胶澳码头C区。
程兰将头上的稽查帽檐压得更低了些，跟在例行巡查队的身后，走进了阴冷潮湿的九号冷储仓库。
空气中满是海鲜和冰块混合的腥味。
巡查队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示意手下草草检查便离开，但程兰却借口核对设备编号，独自走向了仓库深处。
这里空无一人，高大的货架上堆满了木箱。
然而，在墙角一处大型冷冻机组的后方，金属壁板上几道崭新的撬痕在手电光下无所遁形。
程兰不动声色地取出一个火柴盒大小的仪器，贴在机组内侧的排风管道上。
仪器的屏幕上，一团微弱的红外光谱清晰地显示出来——这是人体残留的体温痕迹，根据衰减程度判断，不久前曾有人在这里面蜷缩躲藏了超过两个小时。
这还不是全部。
她的目光落在机组底部的排水沟盖板上，盖板的缝隙里，似乎卡着什么东西。
她用随身携带的镊子小心翼翼地将其夹出，那是一枚镀金袖扣，表面磨损严重，但依然能辨认出上面刻着一个普鲁S贵族徽记的变体图案。
“是‘渡鸦’的风格，”程兰通过加密无线电低声汇报，同时将袖扣的特写图像传送了过去，“他早年在柏林军事学院时，几乎所有私人物品上都有这个标记。”
无线电那头，林默的声音带着一丝冰冷的笑意：“很好。他们信了冯·施耐德已经逃离上海，所以派了潜伏在青岛的人来这个预备接头点确认情况，结果扑了个空。这条线上的蚂蚱，开始动了。”
他立刻下达指令：“暂停清查，不要惊动任何人。将现场原样封存，然后安排我们的人，一名‘看似’被收买的巡警，向上级密报，就说在九号仓库发现了可疑的遗留物品。”
傍晚六点十一分，上海。
林默刚回到洋行的办公室，桌上的电话便急促地响了起来。
是特高课的紧急召见令。
半小时后，在虹口区的特高课总部，山本一郎的办公室里气氛凝重如铁。
这位情报课长官脸色铁青，猛地将一张航拍照片甩在林默面前的桌子上。
“林桑，你不是向我保证，冯·施耐德已经逃出上海了吗？”山本一郎的声音压抑着怒火，“那你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照片拍摄于夜间，画面是崇明岛南岸一个不起眼的渔村。
其中一间低矮的茅草屋，被红圈标记了出来。
下方附有技术部门的分析报告：昨夜，该区域出现异常的无线电活动，信号模式与帝国多年前截获的“渡鸦”旧部联络密码惊人吻合。
林默低头看向照片，神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但在他的真实之眼中，那间被圈出的茅草屋屋顶，正泛着一圈细微到几乎无法察觉的红光，旁边的注释是——“隐藏发射源，功率极低，定向散射”。
这是个陷阱，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信号陷阱，用来引诱特高课的侦测力量。
“山本课长，这……”林默故作震惊地抬起头，“如果冯氏真的没有离境，那他必然是化整为零，藏匿于我们最意想不到的市井之中。报纸的消息，或许只是他放出的烟幕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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