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熹微，晨雾如纱，笼罩着尚未苏醒的上海。
清晨六点十八分，北四川路十四号后巷的烟纸店里，值夜的老店主王伯正打着哈欠，昏昏欲睡地整理着货架上的香烟和洋火。
他佝偻着身子，脚下无意间踢到了一个硬物。
低头一看，是个牛皮纸信封，静静地躺在布满灰尘的木地板上，不知何时从门缝里塞进来的。
信封上没有地址，没有署名，只有一个用黑墨印上去的简笔乌鸦图案，线条简单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
王伯见怪不怪，他浑浊的老眼皮都没多抬一下。
在这条龙蛇混杂的巷子里开店几十年，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没见过。
他捡起信封，掂了掂，很轻。
出于一种早已深入骨髓的习惯，他没有丝毫拆开一探究竟的念头，而是转身走到柜台后，熟练地从一堆杂物下摸出一把生锈的钥匙，打开了柜台最底下那个不起眼的铁盒。
这是几年前一个叫佐藤的日本军官布下的规矩，每月都有固定的人来取走这些“异常物品”，报酬丰厚，条件只有一个：不问，不看，不想。
王伯将信封扔进铁盒，锁好，仿佛只是丢掉了一张废纸，转身继续打理他的小店，对那只乌鸦背后可能掀起的惊涛骇浪一无所知。
当天中午十二点整，一辆黑色的斯柯达轿车准时停在巷口。
特高课课长佐藤健次以巡查治安为名，走进了烟纸店。
他像往常一样和王伯寒暄了几句，买了一包“哈德门”香烟，趁着王伯转身找零钱的瞬间，他的身体微微一侧，用一个极其隐蔽的动作迅速打开铁盒，取走了那个印有乌鸦的信封，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快得像一个幻影。
回到位于特高课总部的办公室，佐藤健次反锁了门，拉上了厚重的窗帘，整个房间顿时陷入一片昏暗。
他靠在门上，深深吸了几口气，却无法平息擂鼓般的心跳。
他颤抖着手，撕开了信封的火漆。
里面没有长篇大论的威胁信，只有一枚冰冷的黑棋子和一张小纸条。
纸条上是一行打印的宋体字：“若想活命，今夜十点，虹口公园东侧长椅，坐满十分钟。”
那枚黑棋子滚落在桌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像一声丧钟，敲在佐藤的心坎上。
他知道这是谁的警告。
那个他以为早已随着神户港的烈火一同消失的组织——“渡鸦”。
他本以为自己已经洗白了过去，彻底成了帝国忠诚的鹰犬，没想到，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依然像跗骨之蛆，找上了门。
与此同时，在街对面的大楼顶层，林默正透过一架德制蔡司望远镜，清晰地观察着佐藤办公室里的一举一动。
在他的视野中，常人无法看见的数据流正在佐藤头顶交织闪烁。
那个代表着“忠诚度”的标识符，此刻正从象征着警戒与摇摆的橙黄色，向代表着背叛与敌对的深红色剧烈闪烁，明灭不定。
林默看到佐藤反复摩挲着那枚黑棋子，时而攥紧，时而松开，脸上的表情从惊恐、挣扎到最终化为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他放下望远镜，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
鱼，终于咬钩了。
当晚九点五十六分，虹口公园东侧。
细雨蒙蒙，将昏黄的路灯光晕染成一团模糊的光斑。
佐藤健次提前四分钟抵达，他穿着一件深色雨衣，帽檐压得很低，在长椅附近来回踱步。
他的每一步都踩在湿漉漉的落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在这寂静的雨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的眼神如鹰隼般锐利，不断扫视着四周每一个可能藏人的阴影，手则下意识地揣在衣兜里，紧紧握着冰冷的勃朗宁手枪。
二十米外的一座公共电话亭内，林默的身影与黑暗融为一体。
他的视野清晰地锁定着那个焦躁不安的身影，却丝毫没有现身的打算。
他对着藏在袖口里的微型通讯器低声说了一句。
片刻后，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儿童，像一阵风似的从公园的小径上跑过，经过佐藤身旁的长椅时，仿佛脚下被绊了一下，手中的一把黑布雨伞和一份折叠整齐的报纸掉落在长椅上。
孩子没有回头，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雨幕深处。
佐藤的瞳孔猛地一缩。
他几乎是扑了过去，一把抓起那份报纸。
他飞快地展开，目光死死锁定在第二版的中缝。
那里，一则不起眼的寻人启事赫然在目：“妹失联于神户港，知其下落者请联系静安寺路72号修表铺。”这正是“渡鸦”体系内部用于确认接头成功的标准暗语格式，每一个字都像烙铁一样烫在他的心上。
更关键的是，他用手指捻了一下报纸，油墨未干，还带着一股淡淡的松香气味——这是地下印刷厂为了防止追踪而特制的油墨，配方只有“渡鸦”核心成员才知道。
这一刻，佐藤心中的恐惧被另一种更为复杂的情绪所取代。
这不再是单纯的威胁，而是一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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