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顺率领的“秦地安抚特遣军”如同一股和煦却不容抗拒的春风,吹过了武关,进入了久经战火、民生疲惫的关中大地。这支军队的行动模式,与南方战场的铁血驱赶截然不同,却同样高效致命。
他们没有急于攻城略地,而是每到一处战略要冲或人口稠密之地,便扎下营盘,展示军威。锃亮的铠甲、森然的刀戟、整齐划一的军容,无声地宣告着大晟武力的强盛。但紧随其后的,不是战鼓与厮杀,而是文吏们洪亮的宣讲与雪片般飘散的安民告示。
“大晟皇帝陛下诏曰:秦地百姓,久罹战祸,朕心恻然!凡归附王化之州县,免赋税、徭役三年!官府开仓济贫,助尔等恢复生产!”
“陛下赐福!新粮‘番薯’,亩产十倍于麦粟,耐旱易活! 今无偿分发薯种,派农师教导!此乃活命之粮,致富之根!”
“马铮悖逆,困兽荆襄,败亡在即!其旧部官吏,迷途知返,献城立功者,既往不咎,论功行赏!负隅顽抗者,天兵一至,齑粉不留!”
免税三年!亩产十倍的新粮种!对旧部的宽大政策!
这三条消息,如同三把钥匙,轻而易举地打开了秦地早已松动的人心枷锁。
首先动摇的是地方上的中小官吏和豪强。他们依附马铮,本就是为了保全身家利益。如今马铮主力深陷南方泥潭,音讯渐稀,生死难料,而眼前的大晟军不仅兵强马壮,更开出了如此优厚的条件——免税意味着他们可以暂时不用承担向新朝缴纳巨额钱粮的压力(甚至可能从中渔利),新粮种意味着未来的稳定收成,宽大政策则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和政治前途。权衡之下,继续为那个可能已经回不来的秦王卖命,显得愚蠢至极。
于是,自武关以东,沿途城县,望风而降者络绎不绝。县令、县丞带着印绶册簿,出城十里相迎;地方豪强牵牛担酒,犒劳王师;守军士卒更是迫不及待地扔掉旧旗,换上早已准备好的大晟旗帜。高顺严格约束部下,对归附者秋毫无犯,第一时间张贴告示,由随军文吏接管政务,清点府库,开仓发放部分陈粮赈济贫苦,并组织分发第一批番薯薯种,安排农师现场讲解。秩序迅速恢复,甚至比在马铮统治下更为高效安宁。
百姓的反应更是热烈。当亲眼看到军纪严明的大晟士兵,听到“免税三年”的宣告,尤其是领到那据说能亩产惊人的、沉甸甸的番薯块茎时,无数人热泪盈眶,跪地叩谢“皇恩浩荡”。长期以来的战争阴霾和沉重赋税,让他们对“安定”与“温饱”的渴望压倒了一切。大晟朝廷的形象,瞬间从“北方侵略者”转变为“带来活路与希望的王者之师”。
个别马铮留下的死忠将领试图据城顽抗,但在大晟军展示出的强大战力(往往一次标准的攻城演习或小规模突击就足以破城)和城内百姓、甚至部分守军“喜迎王师”的倒戈下,迅速土崩瓦解。高顺严格执行旨意,对顽抗者首领严惩不贷,悬首示众,但对协从者及百姓则极力安抚。恩威并施之下,秦地的归附进程势如破竹,几乎是以每日数县的速度向前推进。
与此同时,荆襄边缘,秦王马铮的中军大帐。
气氛已经不能用凝重来形容,而是充斥着一种濒临崩溃的绝望与死寂。
马铮刚刚经历了向南溃围的苦战。王贲拼死冲杀,虽然一度撕开了刘莽陷阵营的防线,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两万前锋折损近半,才勉强冲出一条血路。马铮带着剩余的三万多惊魂未定的兵马,仓皇南逃,又折向东南,如同丧家之犬,终于暂时甩开了身后如影随形的北军追兵,靠近了楚王刘标活动区域的边缘。
然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更没等到与刘标取得实质性联系,一个接一个来自西方、如同丧钟般的噩耗,便通过零星逃回的残兵败将和勉强维持的隐秘渠道,传到了马铮耳中。
“……武关……武关守将开城降了……”
“澄城、合阳……未作抵抗,已换大晟旗……”
“京兆府……府尹携众官出迎三十里……”
“北军分发……分发一种叫‘番薯’的粮种,百姓争抢……都说,都说亩产十倍……”
“他们说……免税三年……”
“我军家眷……多有被善待,还得了新粮种……”
“大王!关中……关中大半已不姓马了!”
每一个消息,都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马铮的心头。他赖以起家的根基,他经营多年的地盘,他妻儿老小所在的府邸,他库房中积攒的钱粮,他麾下将士的家园……正在以他无法想象的速度,轻而易举地改旗易帜,投入大晟的怀抱!
免税?新粮种?宽待旧部?
李清风!你好毒辣的手段!这哪里是征战?这分明是刨根!是用他无法抗拒的仁政和实惠,将他马铮在秦地最后一点人心和根基,连根拔起!
“噗——!”
急怒攻心,气血逆涌,马铮只觉得喉头一甜,一口鲜血猛地喷出,溅在面前粗糙的军事舆图上,将那片代表着关中故土的区域染得猩红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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