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大年初三，积雪开始消融，屋檐下挂着的冰溜子滴滴答答地敲打着地面。
常松瞪着地上那个豁了口的搪瓷盆，盆里还粘着过年贴春联剩的面糊嘎巴。
他搓着那双粗糙大手，结结巴巴地问：“这、这个还要吗？”
李红梅正把一件磨得发白的工装裤叠成方块，闻言抬头：“要它干啥？你当宝贝捡回来啊？”
“我、我是说……”常松耳朵尖通红，“要是不要了，我、我拿去当花盆！种小葱！”
蒲小英“噗嗤”笑出声，举起那个破盆：“哈哈，常叔，这盆底都漏光啦！”
“漏、漏了好啊！”常松急中生智，“透、透气！葱就喜欢漏的！”
李红梅夺过盆塞进麻袋：“行啦！知道你船上的铁锚都能修，这破盆就别惦记了！”她手指飞快地打结，麻绳勒进旧棉被里，像捆住一段发霉的往事。
常松盯着她后颈散落的碎发说：“红、红梅！咱新家有院、院子！你想种啥就种啥！”
空气静了一瞬。英子看见妈妈的耳朵慢慢红了，比常叔的还红。
有些承诺像这破盆，即便漏了底，也要硬着头皮往下种。中年人的爱情，不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
常松又跑到门口吭哧吭哧地捆被子，军绿色的行李绳在他手里笨拙地绕来绕去，活像在给一头不听话的瞎熊在打包。
“这、这被褥得捆紧点，路上灰大……”他话没说完，手一滑，绳结散开，棉被“嘭”地摊开，差点把他整个人罩在里面。
李红梅没笑他，蹲下身，轻轻拉住绳头：“不是这样死的。要这样，绕过去，再从这个圈里穿过来。”她的手指粗糙却灵巧，几下就系出一个结实漂亮的结。
她的手指在绳结间翻飞，像是要把这些年的颠沛流离都系成一个结实的疙瘩。女人啊，吃过苦的手，连打结都比别人利落。
常松看着那双比自己小一倍却布满茧子的手，喉结滚动了一下，耳朵根悄悄红了。“哎，还是、还是你厉害。”他憨憨地挠了挠后脑勺，像个做错事的大男孩。
他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皂角味，混着屋里陈年的烟火气，心里突然涨得满满的，又酸又软。
这个四十岁的大男人，在她面前总像个毛头小子，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穷人的爱情不需要钻戒，一个死结就是最好的婚书。那些捆过苦难的绳子，终于捆住了两个人的余生。
英子抱着自己的旧书包，看着妈妈和常叔。妈妈好像不一样了，背挺直了些，脸上偶尔会闪过一种叫“轻松”的东西。
她心里有点慌，像揣了只扑腾的兔子，要离开这个刚有一点热呼气的家，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家，是好事吗？她不知道。
英子发现，母亲的背影似乎比以前松快了些，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
原来幸福不是得到了什么，而是终于可以不再害怕失去。
她心里那点慌，突然就落了地。她悄悄走过去，把自己冰凉的小手塞进常叔粗糙的大手里。
常松的身体猛地一僵，仿佛接住的不是一只手，而是一件易碎的稀世珍宝。
他宽厚的掌心先是本能地蜷缩了一下，然后缓慢而坚定地将那只小手完全包裹起来。
三双手就这样叠在了一起——粗糙的、布满茧子的、细嫩的。像一个最原始的盟约。常松的掌心很烫，烫得李红梅想抽手，却又贪恋这点温度。
英子看着交叠的手，突然红了眼眶。她终于明白，家不是一座房子，而是几个人愿意把命运系在一起的决定。
她知道，有常叔在，蒲大柱再也不敢来砸门了。
“妈，”英子小声开口，打破一室略显尴尬的温馨，“咱们要走了，是不是……该去跟钰姨说一声？谢谢她，也把房子退了。”
李红梅顿了一下，点点头：“是该去。租了人家房子这么久，承她情。”她想起钰姐，那个同样独自带着孩子、眉宇间总带着点愁绪和傲气的南京女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却又那么不同。
常松立刻站起来：“去、去！我开车送你们去！正好，把这些、这些零碎先搬上车？”他指的是墙角那几个捆好的编织袋，里面是锅碗瓢盆和零星家当。
“不急，”李红梅垂下眼，“先去跟钰姐说说话。英子，把橱柜里那包红枣糕拿来，给你钰姨带去。”
马路的对面，几栋新建的小洋楼在残雪中显得格外醒目。周也家就在其中一栋里。
午后阳光透过玻璃窗，暖洋洋地照在铺着钩花桌布的茶几上。
钰姐，穿着件藕荷色的羊毛开衫，正窝在沙发里翻一本《上海服饰》。
她是南京秦淮河边长大的姑娘，嫁到安徽这小县城十几年，依旧保持着喝下午茶的习惯——虽然她现在捧着的是速溶咖啡。
此刻，她保养得宜的脸上带着些许慵懒。
周也盘腿坐在地毯上，对着小霸王游戏机噼里啪啦地按着游戏手柄，屏幕上的魂斗罗上下翻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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