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四方城常凯申官邸会议厅。
厚重的绒窗帘并未完全遮蔽窗外冬日的惨淡天光，厅内数盏华丽的水晶吊灯将一切照得透亮，却驱不散那弥漫在空气中的凝重与压抑。
巨大的长条会议桌旁，将星云集，几乎囊括了此刻在金陵的所有最高军事决策者与智囊。
一场将决定这座首都城市乃至无数人命运的最高军事会议，正在这里召开。
陈实跟随陈诚步入会场时，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
他目光快速扫过在场的一张张或熟悉或仅在历史资料上见过的面孔，内心澎湃难以自抑。
眼前就是决定历史的现场。
主持会议的，自然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常凯申。
他端坐主位，面色沉郁，指尖无意识地轻叩着光滑的桌面，显示出内心的极度焦虑与矛盾。
坐在常凯申左手侧不远处的，是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
他戴着眼镜，面容清癯，神情冷静，偶尔与身旁之人低语一句，显得持重而务实，是“不守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与其观点相近的，是有着“小诸葛”之称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
他目光锐利，思维敏捷，即便在这种场合，也保持着一种审时度势的冷静气质。
陈实知道，这位桂系巨头将从纯军事角度给出极其冷静甚至冷酷的分析。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端坐着，面色严肃，他是晋系出身，后进入中央，其意见往往带有稳健的色彩，此刻也倾向于放弃固守。
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则坐在另一侧。
他身材微胖，光头在灯下泛着光，此刻虽未发言，但腰杆挺得笔直，面色激动，似乎早已憋了一肚子话要说。
唐生智是场内最鲜明的主守旗帜。
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作为具体的作战计划负责人，他的意见将极具分量，显然也更倾向于避免在金陵进行决战。
此外，还有军委会第一部副部长王俊、金陵卫戍司令谷正伦、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等要员。
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军也短暂列席，他基于德国军事理念和对中国战场的观察，曾一度主张全力防守，其意见虽然后来未被完全采纳，但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常凯申。
陈诚作为常凯申的心腹干将，位置较为靠前，面色凝重地听着各方发言。
而陈实，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与钱大钧一样，并无资格落座。
钱大钧如同影子般肃立在常凯申座椅侧后方，而陈实则自觉地站在了兄长陈诚的座椅之后，屏息凝神，亲身见证并感受着这场决定金陵命运的激烈辩论。
会议的核心议题赤裸裸地摆在桌面上。
金陵，守，还是不守？
若守，又该如何守？
很快，会议上形成了鲜明对立的两派意见。
以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等人为代表的“不固守”或“象征性抵抗”派占据了主流。
他们的理由极其务实，甚至可说是冷酷。
何应钦扶了扶眼镜，语气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委员长，淞沪一役，我精锐主力损失惨重，各部均残缺不全，士气低落，亟需整补。以疲惫之师固守孤城，军事上绝无可能。”
白崇禧接着发言，条理清晰：“地理形势于我也极端不利。金陵北临大江，敌军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退路，形成三面合围，背水一战乃兵家大忌。自古‘守江必守淮’，今淮河一线已失，金陵实为绝地。为长期抗战计，应将有力部队撤至皖南、赣北地域，整军再战，方为上策。”
刘斐则从作战层面补充：“日军挟大胜之威，火力凶猛，我军现有兵力与装备，难组织有效纵深防御。若强行死守，恐有全军覆没之虞，于持久抗战大局弊大于利。”
他们的建议高度一致。
至多留置一两个师进行象征性的抵抗，掩护主力后撤，然后主动放弃金陵，保存有生力量。
然而，另一派的声音虽然人数较少，却因代表着政治、情感和最高决策者的某种倾向而显得格外响亮。
唐生智猛地站起来，情绪激动，声音洪亮地反驳：“诸位之言，虽有其理，但未免过于悲观！金陵是什么地方？是我国民政府之首都！是孙总理陵寝所在之地！国际观瞻所系，国民士气所依！岂能不战而弃，将千年古都、总理英灵拱手让与倭寇？”
唐生智环视全场，最后目光灼灼地看向常凯申：“军人卫国，马革裹尸！今日之势，唯有殉国之决心，方能激励全国军民继续抗战之意志！若因惧牺牲而弃守首都，我等军人之荣誉何在？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吗？”
他猛地一拍胸膛，“卑职不才，愿率留守部队，与金陵共存亡！誓死扞卫首都，流尽最后一滴血！”
德国顾问法肯豪森虽已提前离席，但他先前表达的意见也代表了一部分考虑。
从国际影响和军事荣誉感出发，认为首都应尽力防守。
常凯申的内心显然充满了巨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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