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歼灭战” 结束了。
王劲哉这颗钉子被拔掉了。
横山勇的 “屠刀” 在饮了鲜血之后，变得更加渴望。
他的目光越过浑浊的长江，投向南岸那片由湖沼、平原和山地组成的更广阔战场。那里盘踞着中国第六战区的主力，是重庆国民政府赖以拱卫的最后一道东部门户，也是他真正想要猎杀的 “猎物”。
但他不能就这么直接打过去。作为一个刚从偏远且几乎被人遗忘的关东军边境，调任华中战场核心的将领，他必须先学会在东京大本营那张充满派系斗争和利益博弈的棋盘上，小心翼翼下好自己的第一颗棋子。
因为此时的日本，早已不是 1937 年那个能在中国战场上肆无忌惮投入无限兵力的 “暴发户”。一场在遥远太平洋上爆发的史诗级海战，彻底改变了一切。
1942 年 6 月，中途岛。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南云忠一的指挥下，以近乎狂妄的自信企图一举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残余主力。结果在美军俯冲轰炸机的突袭下，日军四艘主力航空母舰陷入混乱。彼时舰载机正忙着更换弹药，甲板上堆满易燃易爆物，短短十几分钟内 “赤城”“加贺”“苍龙” 相继被击沉，仅剩的 “飞龙” 也在后续反击中覆灭，联合舰队的核心战力就此崩塌，数百架最精锐的舰载机和飞行员一同被送入冰冷海底。
紧接着在八月，所罗门群岛上一个名叫 “瓜达尔卡纳尔”、充满疟疾与鳄鱼的热带小岛，让日本陆军又一次为狂妄付出血的代价。
数万名精锐士兵被困在岛上，在饥饿、疟疾与美军炮火中苦苦支撑，最终伤亡超 2.5 万，仅剩的万余人只能趁着夜色狼狈撤离。这座小岛成了名副其实的 “饿岛”，一个吞噬无数 “帝国勇士” 的黑洞。
太平洋战争这头由他们亲手释放的战争巨兽，正用最残酷的方式反噬自身。整个帝国的战争资源像一根被拉到极限、即将崩断的琴弦，每一吨钢铁、每一桶石油、每一个合格的士兵，都必须优先投入太平洋这个巨大且看不到尽头的旋涡中。
也正因如此，大本营对 “中国派遣军” 下达了严格限制令：“非有特别重大的战略价值，不得再主动发起大规模进攻作战。”
而当时中国派遣军的兵力处境，远比大本营的指令更窘迫。总司令部统辖的 60 万兵力里，华北方面军要分出 25 万应对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华南方面军的 10 万兵力需固守广州及沿海防范盟军登陆，真正能投入华中战场的仅剩 25 万左右，其中横山勇的第十一军作为华中主力，虽下辖 7 个师团又 4 个独立混成旅团，却要分散驻守武汉、岳阳、宜昌、九江等数十个据点，能随时调动的机动兵力仅有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等 3 个完整师团，其余多是临时拼凑的支队。这种 “守点有余、进攻不足” 的兵力布局，让总司令畑俊六陆军大将始终对大规模作战持谨慎态度。
所以，横山勇这个新官上任的司令官，如果仅仅以 “歼灭敌军野战部队” 为理由上报作战计划，根本难以获得批准。东京那些满脑子 “航母” 与 “战列舰” 的海军军官，绝不会同意将宝贵资源浪费在他们眼中无关痛痒的中国内陆 “治安战” 上。
横山勇需要一个能让海军军官们无法拒绝、充满经济诱惑的 “借口”，而这个 “借口” 就静静地停泊在长江上游的宜昌。
自 1940 年日军占领宜昌后，由于中下游长江航道始终被中国军队控制，他们在宜昌附近掠夺的五十三艘、总排水量约 1.6 万吨的内河航运轮船，像一群被困在水塘里的鸭子，被死死堵在原地动弹不得。
对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商船与运输船被美国潜艇当成 “海上靶子” 逐一击沉的日本来说，这批闲置轮船无疑是一块看得见却吃不着的肥肉。
第十一军高级参谋岛贯武治敏锐抓住了这一点。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坦率承认当时 “精明” 的算计：“…… 第十一军意识到，仅仅以歼灭敌军野战部队为作战目的，很难获得总司令部乃至大本营的批准。所以表面上说，目的在于获取船舶，同时歼灭敌野战军。”
这就是这场大战役最初充满阴谋与算计的 “顶层设计”。他们先将这份包装精美的作战计划呈报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作为统辖中国战场所有日军的最高指挥官，畑俊六陆军大将一开始顾虑重重。他清楚华中兵力本就紧张，若抽调第十三、第三十九等主力师团投入江南，汉水沿岸及湘北防线可能出现漏洞，一旦被中国军队乘虚而入，损失将难以挽回。为此他多次召见横山勇，要求压缩作战规模，明确 “以船舶下航为唯一核心，不得过度纠缠于野战”。
横山勇深知畑俊六的顾虑，却不愿放弃歼灭第六战区主力的野心。他派岛贯武治专程前往南京，向派遣军参谋总部游说，反复强调 “只有击溃第六战区部队，才能确保船舶安全下航”，甚至承诺 “战后立即将主力回调，不影响其他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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