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塔下的军事交锋暂告段落，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随即在外交官的笔端打响。
现在，要为这场历史性会议，起草一份将向全世界公布的最终“判决书”。这份“判决书”，就是后来名垂青史的——《开罗宣言》
它的诞生过程，其激烈与微妙，丝毫不亚于战场上的攻城略地。
蒋介石深知这份文件的分量。在赴开罗前，重庆的夜晚早已灯火通明。他与最倚重的外交顾问、精通国际法的前外交总长王宠惠，以及整个代表团，对宣言可能涉及的每一条款，从领土收复到朝鲜独立，都进行了反复推演。他们准备的草案，字字千钧。
因此，当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晚，召集中美双方代表启动起草工作时，王宠惠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主张，更是一份成竹在胸的方案。烟雾缭绕的房间里，霍普金斯、王宠惠与美方官员们，将罗斯福与蒋介石私下会谈的共识逐一梳理、落笔成文。
其中，关于中国领土主权的条款，是王宠惠目光凝聚的焦点。
在美方提供的初稿中，这一条写道：
“被日本人背信弃义地所窃取的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和台湾，应理所当然地归还中国。”
“背信弃义”、“窃取”、“理所当然”，措辞强硬，充满了道德谴责与法理上的不容置疑。
然而，王宠惠以其法律家的缜密，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修改：他坚持，必须将“台湾”明确扩展为“台湾、澎湖群岛”。他向霍普金斯据理力争：“自甲午《马关条约》至今，台湾与澎湖已与祖国分离近五十年。必须在这份历史性文件中明确列举，不留任何可能产生歧义的空间，这是四万万同胞的意志。”
美方对此深表理解并欣然同意。
最终，在二十五日的正式打印草案中，不仅采纳了中方的意见，措辞也更显法律严肃性：
“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必须归还中华民国。”
然而，当这份凝聚了中美共识的草案送至英方代表，外交大臣艾登与副大臣贾德干爵士手中时，真正的考验方才来临。
英国人表现出极大的冷淡与挑剔。贾德干爵士，这位老牌的殖民外交官，对宣言中洋溢的民族自决与反殖民精神感到如坐针毡。他不敢公然反对归还中国领土，却在技术层面百般刁难。
他首先提出，应将“台湾、澎湖群岛”等具体地名，改为“日本夺自中国的土地”之类模糊的表述。王宠惠立即起身，目光如炬地反驳：“‘台湾、澎湖’白纸黑字，举世皆知。若作模糊处理，将何以昭信于天下？又何以坚定亿万民众抗战之信念？” 贾德干语塞。
一计不成，他又在“在相当期间内使朝鲜自由独立”一款上发难，认为“相当期间”过于含糊，要求删除。王宠惠再次寸步不让：“此言正在模糊，旨在安抚，若删除，则独立成为空谈，与盟国作战宗旨相悖！”
这不仅是措辞之争。丘吉尔恐惧的是，这份宣言将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今天可以要求日本归还台湾，明天印度、缅甸是否会依样要求大英帝国归还土地？这背后，是旧殖民体系与罗斯福、蒋介石所倡导的战后新秩序之间的无声搏杀。
最终，在美国的坚定支持与中国代表，特别是王宠惠有理、有利、有节的据理力争下，英方所有试图弱化宣言的图谋均告失败。英国人只能不情不愿地签字。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开罗宣言》在重庆、华盛顿、伦敦三地同时发表。它像一声来自文明世界的、正义的庄严判决，向全世界宣告：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
“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
而这份宣言的权威，更在数日后的德黑兰会议上，得到了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完全赞成”。四大国的共同背书，使其成为战后东亚秩序不可动摇的基石。
这份宣言诞生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为过。
它在法理上，第一次以国际协定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对台湾、澎湖、东三省等失地的神圣主权。
它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这一终极条件。
它更将中国，这个在过去百年里备受欺凌的国家，第一次真正地推上了“世界四强”的宝座。
虽然，宣言中依然留下了“朝鲜独立日期含糊”、“香港地位未定”等大国妥协的遗憾。
但是，对于当时还在血与火中苦苦挣扎的四万万中国同胞来说，这张来之不易的“判决书”，无疑是那漫漫长夜中，所能看到的最耀眼、最振奋人心的一束光。它划破天际，预告着一个崭新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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