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婆子那篮子被拒之门外的“礼物”，像一块投入死水潭的石头，激起的涟漪比预想中更大，也更持久。
村里关于王桂花之死的流言，彻底转向了。以前那些含糊的“听说”、“好像”，变成了言之凿凿的“看见”、“听见”。有人说亲眼目睹孙家婆媳在井台边扭打；有人说亲耳听见孙婆子咒骂王桂花“不下蛋的母鸡”、“早死早干净”；甚至有人开始“分析”，孙婆子为什么对儿媳妇下狠手——不仅是婆媳矛盾，更是因为王桂花撞破了孙婆子偷藏私房钱（或者别的什么隐秘）……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舆论的天平，开始明显地向张家倾斜。那些曾经刻意疏远、冷眼旁观甚至落井下石的邻居，虽然还没有热情地凑上来，但路上遇见母亲或哥哥们时，眼神里的躲闪和冷漠少了，多了几分尴尬的同情或欲言又止的歉意。去井台打水，也不再有人故意挤兑他们到最后一个。
工作组那边，吴组长主导的“复核”在沉默中进行。他找了好几个当初的“目击者”或知情人单独谈话，包括那个最早说“好像看见人影拉扯”的村民。谈话内容无人知晓，但那些被叫去谈话的人回来后，脸色都不太自然，对孙家的态度也明显冷淡了许多。
陈干事似乎被彻底边缘化了。他不再活跃于村里的各种“革命行动”，大多数时间都阴沉着脸待在临时办公室，或者往公社跑。有传言说，他在公社也挨了批评，因为他“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激化矛盾”、“未能妥善处理王桂花事件造成的不良影响”。他和孙婆子之间的走动也几乎断绝了，有几次孙婆子想去找他，都被他不耐烦地挡了回来。
孙婆子彻底成了过街老鼠。她不敢再出门，整天缩在家里，只有傍晚才敢溜出来，去自留地收拾一下那几垄蔫巴巴的菜苗，也是步履匆匆，头埋得低低的，仿佛生怕被人认出。她脸上的刻薄和嚣张消失殆尽，只剩下惶惶不可终日的灰败和苍老。她那个在公社武装部的侄子，似乎也放弃了这个给他惹来麻烦的姑妈，不再为她出头。
这些变化，像一阵迟来的、微弱的风，吹拂着张家这个饱受摧残的院落。虽然无法立刻驱散经年累月的严寒，但至少，那种令人窒息的、无孔不入的恶意压迫感，减轻了许多。
家里的气氛，也随之有了一丝难以察觉的松动。
爷爷虽然依旧虚弱，需要长时间卧床，但退烧后，精神偶尔能好一些。清醒时，他会默默地看着忙进忙出的母亲，看着围在炕边小心翼翼说话的孙子们，浑浊的眼睛里，那点几乎熄灭的光，似乎又极其缓慢地、一点点重新亮起。他还是不说话，但有时会努力抬起枯瘦的手，轻轻拍拍靠过来的建党的手背，或者对端来药汤的母亲，极其轻微地点一下头。
奶奶的浮肿没有消，但神智清醒了些，不再整日对着空气呓语。她会帮着母亲做一些极其轻省的活计，比如看着灶膛里微弱的火，或者坐在门槛内（没有门板）择一点少得可怜的野菜。她常常望着爷爷发呆，但眼神里不再是纯粹的绝望，多了些担忧和盼着他好起来的希冀。
三个哥哥身上的变化更明显。建军脸上的阴郁和警惕化开了一些，虽然依旧沉默寡言，但干活时不再带着那股拼命的、自毁般的狠劲，开始有意识地节省体力，也会在母亲忙碌时，默默地接过她手里的重物。建国干活依旧卖力，但眉宇间那股郁结的戾气淡了，偶尔还会跟建党说一两句话。建党不再总是惊弓之鸟般缩着，敢在院子里稍微走动了，甚至有一次，还偷偷把他从河边摸到的一条小泥鳅（只有手指长）塞给了我。
母亲依旧是这个家的轴心。她敏锐地察觉到了外界气氛的变化，也感受到了家人心态的微妙转变。她没有表现出任何扬眉吐气的欣喜，反而更加沉静和谨慎。她依旧精打细算地分配着那点可怜的粮食，依旧想尽办法寻找任何可以入口的东西，依旧夜里守着爷爷，白天操持一切。但她挺直的脊背里，多了一种之前没有的、沉稳的力量感。她不再像一根绷到极致、随时会断裂的弦，而像一棵被狂风骤雨反复摧折、却将根扎得更深的树。
我知道，这一切变化，都源于母亲那次孤注一掷的交出布片，和她面对孙婆子时决绝的“不原谅”。她用她的智慧和勇气，为这个家撕开了一道生存的缝隙，也重新凝聚起了家人几乎涣散的魂。
但我们都清楚，事情远远没有结束。王桂花之死的真相尚未公开，陈干事虽然失势但仍在位，孙家虽然偃旗息鼓但仇恨未消，张家的实际困境——饥饿、疾病、爷爷的职务、被拆走的门板——没有丝毫实质改善。这短暂的平静，更像暴风雨眼中心的诡异宁静，谁也不知道下一次风浪何时会来，从哪个方向来。
就在这种表面缓和、内里依旧紧绷的态势下，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突然在村里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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