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阿哲，没有姓。
在遇到薇姐他们之前，我的世界只有两种触感：金属的凉，和让金属转动的热。
父母遗弃我的那天，雨大得能砸疼人。旧外套被洗得发脆，雨水渗进去，贴在皮肤上像冰一样寒冷。
我蹲在孤儿院的台阶上，攥着口袋里半块硬糖 ，糖纸被手汗浸得发皱，甜意早被冷风刮跑了。
他们走得很快，不，是跑得很快。仿佛生怕我会追上来，脚步声混着雨声，一路没回头。
我没哭，也没追，只是盯着他们的背影，直到融进巷口的雾里，直到眼皮重得抬不起来。
后来院长嬷嬷说，我昏迷时手里还攥着那半块糖，牙咬得死紧。
高烧退了，我却再也没说过话。他们都以为我是哑巴，只有我知道，我怕一开口，就又会有人，像扔坏零件似的把我丢掉。
到了孤儿院以后，我经常一个人躲在孤儿院的杂物间里拆别人捐来的旧电器，那里是我的天堂。
五岁那年，我拆开一只铝壳闹钟，铜制齿轮在掌心转了半圈，边缘磨得指腹发痒。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这些金属玩意儿不会骗你，不会突然转身离开。
断了的弹簧能用电烙铁接好，错位的指针能对着刻度归位，只要你够用心。
十岁那年，一对穿皮鞋的夫妻把我领走。
他们说喜欢 “安静又聪明” 的孩子，家里的小院种着月季，阳光落在地板上像碎玻璃。
我还是不说话，只是在夜里拆他们家的旧收音机，天亮前再悄悄装回去。
直到有天，我听见他们跟院长说：“我们要的是正常孩子，不是一个只会拆东西的怪胎。”
我缩在楼梯间的阴影里，手指抠着墙缝里的灰。灰簌簌往下掉，像我没敢掉的眼泪。
我又回到了孤儿院。
十二岁的冬天，我遇见了陈师傅。
他是隔壁汽修厂的老板，军大衣上的油污亮得反光，手上的茧子比我摸过的任何齿轮都厚。
那天他来修孤儿院的暖气，看见我蹲在墙角拆旧摩托车化油器，突然蹲下来 —— 军大衣的毛领蹭到我冻红的耳朵，他掌心碰了碰化油器，声音比暖气还暖：“小子，油针歪了两度，钳子能调不？”
我接过钳子，指尖刚碰到金属，就知道该拧多少。三两下归位，陈师傅眼睛亮了，从口袋里摸出颗水果糖，糖纸是橘子色的：“跟我学修车吧，管吃管住，还教你真本事。”
汽修厂的阁楼有张小铁床，陈师傅从不让我干重活。
他先教我认游标卡尺，指针对齐时，他说：“阿哲你看，机器最实在，你对它用心，它就给你准头。” 我能在半小时内修好别人半天搞不定的发动机，能凭引擎声听出是活塞还是轴承的问题。
陈师傅总跟来修车的人炫耀，拍着我的肩：“我这徒弟，天生吃这碗饭的。”
他会把热包子揣在怀里，等我拆完零件递过来，还是温的；我熬夜画电路图，他会把军大衣披在我身上，衣摆带着机油和烟草的味道。
有天晚上，我盯着他手上的茧子，突然想说话。磕磕绊绊的，像生锈的齿轮转动：“师… 傅… 我… 能… 一直… 跟着你吗？”
陈师傅愣了两秒，然后笑出了声，拍得我肩膀发疼：“臭小子，老子还他妈以为你真的是个哑巴！”
我也跟着笑，可是笑着笑着，眼泪就落下来了，就像那年孤儿院的大雨，只是，泪是热的。
师傅对我很好，我们经常打打闹闹，互相取笑，我心里决定要为一辈子单身的师傅养老送终。
我以为这就是一辈子了，直到末世来临。
汽修厂偏僻，丧尸少，我们靠着囤积的米和罐头度日。
我忙着改装皮卡，加固车身，陈师傅总在旁边递扳手：“多留手保命的机关，末世里，人比机器狠。”
那天下午，我正调试发动机，外面突然传来喊叫。
陈师傅冲进来，脸色惨白：“快锁门！是掠夺者！” 我们刚把铁门焊死，就听见砍刀砸门的声响，混着狞笑：“把吃的和零件交出来，不然烧了厂子！”
陈师傅把我推进仓库，手按在我肩上：“你躲好，我去谈。”
我拉着他的衣角，他却掰开我的手，指腹蹭过我手背的薄茧：“听话，你得活下去。”
仓库里的铁皮门不隔音。我听见争吵声，然后是闷响，再然后，死一般的静。
我冲出去时，陈师傅躺在地上，胸口插着把砍刀，军大衣上的血像融化的铁锈，漫得满地都是。五个男人在翻物资，其中一个踢了踢他的身体：“老东西，还敢反抗。”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指尖抖得握不住东西。
转身冲回工具间，我想起陈师傅说的 “保命机关”—— 仓库里有桶汽油，门口的起重机控制杆藏着暗扣。我推倒汽油桶，油顺着地面流到门口，像黑色的蛇。
第一个人跨出门时，我猛地拉控制杆。
起重机的挂钩带着铁链砸下来，闷响里混着惨叫。剩下的人慌了，踩在汽油上滑倒，像摔在冰面上。我抓起扳手冲上去，脑子里只有陈师傅倒在地上的样子，只有他说的 “你得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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