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站在演播厅外的台阶上，夜风从背后吹来。他没穿外套，西装扣子系着，袖口露出那枚刻字的袖扣。手机还在办公室充电，但他已经不在意了。
记者把话筒递过来，灯光打在脸上有些刺眼。
“陈厅长，刚才您说监督不该是少数人的牺牲，这话很多人记住了。可现实里，谁敢站出来？”
陈东看着她。这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问题。他知道对方想听什么——承诺、口号，或者一个英雄式保证。但他不想那样回答。
“去年汉东有三千两百条实名举报，立案率不到百分之十五。”他说，“不是没人管，是很多线索一开始就被挡在外面。有人怕得罪人，有人觉得小事不值得查。”
记者皱眉，“所以问题是出在下面？”
“不全是。”陈东摇头，“问题在于，群众看见结果太难。查了没查，怎么查的，最后谁负责，这些信息不通。时间一长，大家就觉得说了也没用。”
旁边一位学者接过话：“这其实是制度信任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举报后连个回音都没有，下次他还会说吗？不会。他会觉得体制是封闭的，和自己没关系。”
记者转向他，“那您认为该怎么打破这种局面？”
“靠公开。”学者说，“权力运行必须透明。不是选择性公开成绩，而是完整呈现过程。包括错误、争议、调查进展。只有这样，公众才能真正参与进来。”
陈东点头，“我同意。高育良案能推进，不是因为哪个人厉害，是因为信访记录没被全删，审计报告留了底稿，还有媒体早年报道过山水庄园的异常交易。这些碎片，最后拼成了证据链。”
“可这些都是特例。”记者说，“普通人手里没有这些资源。他们能做什么？”
“你可以留下痕迹。”陈东说，“比如拍照、录音、保存文件。哪怕只是记下时间地点人物，存在加密空间里。现在技术能做到，让这些信息不被轻易销毁，也不暴露你的身份。”
台下传来低语声。有人举起手机开始记录。
“公安部正在试点一套系统。”陈东继续说，“以后提交线索，不需要留真实姓名，但会生成唯一编号。你用这个号能查到处理进度，是否移交、是否立案、哪个单位接手。每一步都可追踪，但没人知道你是谁。”
“真的能做到保密？”有人问。
“不能百分百。”陈东坦然回答，“任何机制都有风险。但我们能做的是，一旦发现打击报复，立刻倒查责任链条，追到底。让想动手的人知道，代价比以前大得多。”
现场安静了几秒。
“那要是系统被人控制呢？”另一个声音响起，“比如内部有人故意压着不办？”
“那就需要外部力量推动。”陈东说，“纪检、审计、媒体、公众，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缺。单一监督容易失效，但多个方向同时发力，就很难被完全堵住。”
学者补充：“就像一辆车，光有刹车不行，还得有方向盘、后视镜、仪表盘。每个部件功能不同，合起来才能安全行驶。”
记者低头记了点什么，然后抬头，“所以您二位的意思是，不能只靠清官，也不能只靠举报人冒险，得靠一套能运转的机制？”
“对。”陈东说，“我们破了这么多案子，发现一个规律：贪腐最怕的不是被抓，而是被看见。只要动作一露出来，就会有人注意，就会有人追问。时间久了，它撑不住。”
台下有人鼓掌。掌声不多，但持续。
“可现在很多人还是信‘关系’。”提问者语气有点急，“你说机制有用，可现实中是不是还是要看后台？没有靠山，谁理你？”
陈东沉默两秒，“我见过一个基层干部，因为拒绝签字审批违规项目，被调去管食堂三年。他也想过放弃，但每年都在系统里提交一次复查申请。第七年，那份材料被新来的巡视组翻了出来，成了关键证据。”
“他后来怎么样了？”
“现在在省纪委做业务指导。”陈东说，“他告诉我，坚持不是为了马上见效，是为了不让规则彻底失效。”
现场又静下来。
记者看了看时间，“最后一个问题。”
一个年轻女孩站起来，声音不大，“我父亲去年举报村里征地问题，材料交上去三个月，没人回复。后来他再去镇上问，被告知‘没这回事’。他自己拍的照片也被删了。我现在都不敢让他再提这事。我想问，像我们这种情况，还能怎么办？”
陈东看着她。她眼睛很亮，带着一点倔强。
“首先，不要再用原来的设备存资料。”他说，“换手机，换账号，把所有内容备份到独立空间。其次，找可信的第三方渠道转交，比如异地媒体、上级纪检信箱。最重要的是，不要单独行动。找至少两个以上的人知情，形成互相保护。”
女孩点点头。
“还有。”陈东说，“如果你愿意，可以把编号记下来。等明年这个时候，再来查一次进度。如果还是没有回应，说明问题还在。那就继续推，换方式推。总有一次，会有人接住。”
女孩没说话，只是用力眨了一下眼。
主持人示意时间结束。
陈东整理了下西装领带。灯光渐暗，摄像机还在运转。一名工作人员走过来低声说，后面还有五分钟采访。
他点头表示明白。
就在这时，口袋里的备用机震动了一下。
他没立刻掏出来。等工作人员退开几步，才伸手摸出手机。
屏幕亮起，是一条新短信。
发信人仍然未知。
内容只有四个字：
他们盯上公交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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