炭火在铜炉中发出极细微的“毕剥”声。严恕的目光，如同被磁石吸住，牢牢锁在那行《正月》的诗句上——“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
十六个字，却似十六根冰棱，悬于心头。
严恕决定先写这道五经题。他深知此题凶险。一味坐实怨刺，易触时忌；全然粉饰太平，又悖离经义，更负本心。需要拿捏的便是士人所应当持守的“义理”与“分寸”。
他缓缓提起那支紫竹狼毫，笔锋落下，他写下了破题：
“局天蹐地，宗周大夫之深忧；居上临下，庙堂君臣之明鉴。”
“局天蹐地”四字，高度凝练地概括了原诗“不敢不局”、“不敢不蹐”的核心意象，而“宗周大夫之深忧”，指出诗句的发出者的时代，将个人感受置于时代悲剧之中。
“居上临下，庙堂君臣之明鉴”，则巧妙地将诗意从“下对上的感受”，转化为“上对下的镜鉴”，将一种压抑的抱怨，扭转为可供执政者反思的“明鉴”。这既完全扣住了儒家“诗可以观”、“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也为后文展开“以讽为谏”的正面论述铺平了道路，在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触及了时政关怀。
此破题犹为全文奠定了“怨而不怒、讽而中正”的基调。接下来的承题、起讲，便可顺着“深忧”的缘由与“明鉴”的价值这一双重线索，从容展开。
接下来是承题：
“夫诗人之忧，非徒自危也，盖伤上下之相戾，而惧覆载之有时而穷也。故其言若危，其意实厚。”
承题紧承破题“深忧”与“明鉴”而来，以“夫”字领起，进一步阐发诗人忧惧的本质。成功将一道敏感的讽喻诗题，转化为一个关于“君臣感通之理”与“仁政施行之验”的正面理学命题。
然后，严恕略一沉吟，开始写起讲：
“尝谓天高地厚，本无所隘。而诗人乃有局蹐之叹者，何也？盖时政失中，则覆载失其常理；上下相疑，则居履乖其本安。非天困人，人自困于失德之朝；非地束人，人自束于危疑之世。此《正月》之深忧，实为万世之炯戒也。”
以“天高地厚，本无所隘”对照“局蹐之叹”，直接提出核心矛盾，引出下文分析。明确将原因归于“时政失中”、“上下相疑”和“失德之朝”，这既遵循了朱注“刺幽王”的指向，也承接了承题中“上下相戾”的论述。最后两句总结，强调此诗不仅是个人深忧，更是具有永恒警示意义的政治镜鉴，有力呼应了破题的“明鉴”之旨。
接下来就是写四个对偶段落了。
“仰观于天，仁覆无外，局者非畏其高，惕王纲之或弛也。
俯察于地，厚载有容，蹐者非惮其厚，忧民瘼之未通也。”
“故政教如风，必畅达而无壅，然后民情上呈若星宿之拱辰，自无屈抑之局。
恩泽如雨，必周溥而不偏，然后德意下流犹江河之赴海，焉有阻隔之蹐？”
“昔者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其待小民也如保赤子，故其时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各得其所，何局蹐之有？
迨及幽厉失道，专利敛怨，其视兆庶也若赘疣然，故此诗乃作，痛呼高厚，而危苦之形，毕现于辞。”
“是知诗人之意，以危苦之词，达忠爱之悃。
后之览者，当于戒慎之中，求治安之道。”
写完文章的主体以后，严恕轻轻舒了一口气，他一鼓作气，将全文收结。
“故读《正月》之篇，当思其危言。局蹐云乎哉？所以立万世君臣之防也。”
最后以设问句收束，点明“局蹐”之叹的真正目的，是确立一种永恒的、警醒性的君臣相处法则。最终将一首具体的讽喻诗，提升到了永恒政治原则的高度，立意庄严正大。
全文以朱熹《诗集传》“刺幽王”之定为根本纲领，所有阐发均不脱离此范围。
但更最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立论中平，怨而不怒。
首先其转移了焦点，将批评从具体的“君上之过”，转化为对抽象的“政教”、“恩泽”、“上下之情”是否通畅的讨论。
然后又建构了政治理想，通过中比正面描绘“政畅泽渥”的图景，以及后比称颂文王之治，提供了明确的正面典范，使文章充满建设性。自承题起便不断强调“其言若危，其意实厚”、“以危苦之词，达忠爱之悃”，为全诗披上了“忠爱”的外衣，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
最后藏有机锋，暗合世情。尽管通篇言周事、称古圣，但“惕王纲之或弛”、“忧民瘼之未通”、“专利敛怨”等句，无疑能让考官心领神会，联想到朝廷时政。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写法，它既展现了士子的忧患意识与政治洞察力，又严格守住了臣子议论的安全边界。
写完以后，严恕通读一遍，心想，这篇经义应该能得考官青目吧？
写完四道五经题，他又将目光转向了四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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