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省城师范学校的“社会实践经验分享会”在小礼堂拉开帷幕。台下坐着的多是一二年级的学弟学妹，也有不少感兴趣的老师与同学。苏念棠作为首个分享者，坐在侧幕旁，清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手里攥着的讲稿，已被手心的薄汗浸得微微发皱。
她忽然想起陆劲洲信里的话：“如实道来即可……紧张难免，然真诚可抵万千。”深吸一口气，当主持人念到她的名字时，她站起身，稳步走上讲台。台下黑压压的人头与好奇的目光，让她有瞬间的眩晕，可当视线落在前排陈老师鼓励的点头上，悬着的心忽然定了下来。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叫苏念棠，是师范班的学生。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去年冬天，在我家乡——一个普通北方村庄里发生的小事，以及这些小事带给我的思考。”
她没有照本宣科，反而从背包里拿出那本来自红星大队、字迹潦草的记录本，又展示了一张照片——那是维修点修好旧犁后，几个年轻人围着犁头，脸上沾着油污却笑得灿烂的样子（陆劲洲上次随信寄来的）。这些实物瞬间抓住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她缓缓讲述：夜校如何从教识字、讲卫生，慢慢转向根据农时传授实用技术；维修点如何从几个年轻人的兴趣小组，变成能修好公社旧农具、还能有小额进项的“准集体副业”；她又如何因一门课程，开始系统观察记录这一切，试图琢磨背后的意义。
她讲起社员们最朴实的渴望——“学了能用上”；讲福山爷爷从最初的质疑，到后来主动分享老经验的转变；讲维修点拿到第一笔收入时，年轻人围着账本兴奋讨论用途的场景；也讲自己在理论联系实际时遇到的困惑，以及如何从家乡的实践里找到答案。
她的语言平实，甚至有些琐碎，却满是细节与温度。当说到铁柱修好机器后“眼睛亮得像有光”，李婶学会新卫生习惯后“家里娃娃再没长过虱子”，父亲和大队长如何“既谨慎又敢放手”支持新尝试时，台下格外安静，许多人都听得入了神。
分享结束后的提问环节，起初有些冷场。一个戴眼镜的男同学率先举手，问题带着几分尖锐：“苏念棠同学，你描述的场景听起来很美好，但这有普遍性吗？是不是因为你们大队刚好有你和你爱人这样的‘能人’，才能做成这些事？换个没有‘能人’的大队，这种模式还能复制吗？”
现场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苏念棠没有回避，认真想了想，诚恳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很好。我和我爱人确实做了些事，但更关键的不是某个人，而是‘眼睛向下、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允许尝试、愿意支持’的环境。”
她举例解释：“最开始夜校只教识字，是我发现大家更需要技术；维修点最初就是我爱人跟几个年轻人自己鼓捣，是大队看到实效后，才给了场地和旧零件支持。要说‘能人’，愿意学、愿意试的普通社员是，愿意听、愿意放的队干部也是——这种‘上下配合’的互动，或许才更值得琢磨。至于复制，我觉得不用追求一模一样的形式，学这种‘从需求出发、在干中摸索、集体和个人好好配合’的方法，才更重要。”
她的回答赢得不少点头。接着，又有同学问起政策风险、农忙与学习的时间冲突等问题，苏念棠都凭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给出谨慎又实在的回应，反复强调“因地制宜”“稳着来”“大家一起商量”这些原则。
分享会结束时，掌声格外热烈。陈老师走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讲得很好，真实，有说服力。”
回到宿舍，周晓娟一把抱住她：“念棠，你太厉害了！听得我都想去你们大队看看了！”
苏念棠松了口气，心里却惦记着另一件事——准备分享会的同时，陆劲洲的信里提过，维修点想扩大服务范围、接更多外队小修理业务的想法，在村里引来了讨论，甚至争议。
几天后，陆劲洲的详细回信到了，证实了她的挂念。
“维修点有了小额进项，大伙热情都高了。铁柱他们提议，农闲时可以稍微扩大范围，比如帮附近社员有偿修修自行车、简单的木工农具——一来方便乡邻，二来能给集体多攒点钱。这事在队委扩大会上提了，大家看法不一样。”
“爹和大队长觉得，这是政策允许的‘集体副业’，确实能帮到群众，原则上可行，但得定好规矩：收费要比公社修理铺低，收入怎么管、时间怎么安排都得说清楚，而且必须以服务本队为主，不能耽误种地。”
“可福山叔他们几个老辈有顾虑。他们说，工匠自古就有，但都是自己干自己的，现在以集体名义搞‘手艺活’，怕把界限搞混了，让年轻人不安心种地，还容易因为收费闹矛盾、互相攀比。”
“现在还在商量。我觉得，维修点本来就是为了服务生产、教大家手艺，适当拓展业务，符合‘搞活’的意思，也能让它更稳地办下去。但老辈的担心也得重视，规矩得订得更细，得跟大家讲明白，这是给集体添补，不是鼓励自己单干。这事急不得，得慢慢沟通，一步一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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