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河上注是西汉方术之士的解老之作，它吸取当时哲学、医学和养生学的成果， 着重从养生角度解老，同时阐发治国之道，主张通过自身修炼而长生不老，是道家思想 向道教理论过渡的一个重要标志。其思想多为后世道教继承发扬，唐时《传授经戒仪注 诀》规定它为道教传授的主要经书之一。河上本通行于道教中，为道士广泛使用，不少 道士解老都以它为底本。至今一些学者认为，河上注本有的地方胜过了王弼注本，保存 不少精义，可与王注并行，取长补短。它对老子思想，汉代黄老思想和早期道教思想的 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在版本学上也有其重要价值。
关于《老子河上公章句》的时代及其作者，众说纷纭，大致有秦汉、西汉说。赞同秦汉说的认为，它产生于《老子想尔注》之前，其中有后世道流增饰之处。
汉代中后期是道家思想的转型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失去了 主导地位的道家学说不再作为统治术而为统治者所用，其存在和发展只能采取两种主要的形式：其一是作为学术思想，其二是作为长生成仙之道；对道家思想进行研究的主要形式也由汉代前期的着书立说变为对《老子》进行注释，可惜其中大部分已经亡佚 了。流传下来的，则以西汉末期隐士严遵所着的《老子指归》和东汉中期托名河上公者所着的《河上公章 句》最为典型。
两部书对当时道家思想的演变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老子指归》的道论与哲学思想为扬雄、王弼、成玄英等人所继承,成为魏晋玄学所提出的“贵无”、“自然为本”的本体论与重玄学的萌芽。《河上公章句》 虽为道家学术着作，但客观上为早期道教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老子想尔注》是东汉张道陵对《道德经》所作的宗教注释典籍，约成书于公元二世纪，属道教正一派早期经典。该书通过增删、曲解原文，将道家哲学文本改造为宗教典籍，将“道”神格化为“太上老君”，确立守道诫、求长生等核心教义，为五斗米道提供理论依据。
全书以守戒修道、精气调和、帝王施政为主线，主张通过持守戒律、积精成神实现仙寿，并将道教伦理融入治国理念。
一说是张陵着，如唐玄宗御制的《道德真经疏外传》、五代道士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都认为张陵曾注《道德经》，是《想尔注》的作者，所世道书多沿此说。《老子想尔注》名义上是对《老子》的注解,实则《老子》达到以训初回济众大航的目的。它通过增删、篡改、曲解等手段系统地改造了《老子》,将神格化,突出其布道诫的训示意义,引导人们追求长生成仙的道教理想。通过这样的诠释,将哲学文本改造成了宗教经典,为道教的形成及传播作了理论上的准备,是道教创立的重要标志。
《想尔注》在写法上有两大突出之处。一是用删、增、改字的方法，对《老子》原文进行一些有意修改，以树立自己的意思。如《老子》第十六章原文是“公乃王，王乃大”，而在《想尔注》中，将“王”改为“生”，认为“能行道公正，故常生”。改变文字以便说明其长生之。这类例子在《想尔注》中甚多。另一写法，就是通过注释，将哲学着作《道德经》改造成真正的道教经典。将《道德经》中作为哲学范畴的“道”人格化，神格化、解释为第一人称的“吾”、“我”，使抽象的“道”具体为有欲有言，有喜怒哀乐，对人有教导、遣使、诫禁、主人生死，赏善惩恶，镇邪制顽的人格神。《想尔注》将“道”等同于“一”，认为：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化，或言虚无，或言自然，或言无名，皆同一耳，今布道诫教人，守诫不违，即为守一矣；不行其诫，即为夫一也。”这样，道或一，既是宇宙本源，又是太上老君，哲学家老子就成为五斗米道所信奉的神。
《想尔注》的思想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守道诫。《想尔注》认为“道”是专一、真诚、清静自然、好生乐善的，只要人们谨守道诫，就可以延年增寿，除灾得福。所谓“守道诫”，就是遵守“道”所规定的戒律。“道”是绝对的“一”，道气无处不在，那种以为守身中五脏即是“守一”的观点是不对的，甚至也不赞同《老子河上公注》中以为“专守精气”就是“守一”的看法，《想尔注》认为真正的“守一”就是“守道诫”。道诫的内容大体指道贵中和、真诚，道乐清静等。“道诫”是贯穿注文的重要的线索，“诫为渊，道犹水，人犹鱼。鱼失渊去水则死，人不行诫守道，道去则死。”
二是关于长生之法。《想尔注》认为善保精气就可以实现仙寿。主张和五脏五行之气，“和则相生，战则相克”；阐述房中术要领：“精结为神，欲令神不死，当结精自守”，认为得此要领，也可长生不死。为了自守，就要求做到无思欲、无为无名、不贪荣求宠、不争强好胜、不为恶事等。“奉道诫，积着成功，积精成神，成神仙寿，以此为身宝矣”，这就是《想尔注》成仙之纲领。三是关于帝王行道问题。《想尔注》认为行道，不只是道士的事，帝王也应行之，“道之为化，自高而降，指谓王者，故贵一人，制无二君，是以君王常当行道，然后乃及吏民，非独道士可行，王者弃捐也。”而且上圣君王都是师道行道，用以教化天下，故能实现太平之治，后世帝王渐渐失道，“虽有良臣，常难致治。一旦帝王失道过度，天命难违心将降祸以戒。相反，若帝王行道就可以至诚感天，于是“五星顺轨，客逆不曜，疾疫之气，都悉止矣”。所以，“治国之君务修道德，忠臣辅佑在行道，道普德溢，太平至矣。吏民怀慕，则易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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