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振海的胃,像个无底洞,不仅吞噬食物,更吞噬着这个本就岌岌可危的家庭最后一点微薄的积蓄。
上次胃出血手术后的恢复并不理想。一方面是年纪大了,元气受损,另一方面,也是长期酗酒和营养不良埋下的病根太深。医生开的药从一种加到三种,有保护胃黏膜的,有抑制胃酸分泌的,还有促进胃动力的,每一种都不便宜。一个月的药费,加起来要将近一千五百块,这还不算偶尔需要去社区医院复查和打针的费用。
张翠芬在养老院做护工,一个月满打满算,扣除杂七杂八,到手不到两千八。她自己要吃饭,要付“城郊巷”那套稍大一点出租屋的租金(为了照顾温振海,他们租了个带独立卫生间的一室户,月租一千二),还要应付日常开销,所剩无几。温振海彻底戒了酒,人也沉默消瘦下去,偶尔接点看大门或者打扫小区的零活,收入极不稳定,且大部分也填进了药费里。
于是,压力的大头,无形中又落在了温若兮肩上。
她在“惠万家”超市的工资,扣除自己那三百五十块的隔断间租金、最基础的生活费和交通费,能挤出来的,一个月最多也就一千五左右。这一千五,几乎原封不动地转给了母亲,用于支付父亲的药费和补充家用。她自己,则真正活成了“生存”而非“生活”。
早餐是一个馒头或两个素包子。午餐是超市食堂最便宜的那档饭菜,或者干脆不吃,饿着。晚餐是清水煮挂面,拌一点酱油,偶尔奢侈地加个鸡蛋。衣服除了那两套换洗的工作服,几乎没有添置。护肤品早就用完了,现在只用最便宜的甘油擦脸。洗发水沐浴露买最大桶最廉价的那种,能用很久。
她像一根被绷到极致的橡皮筋,每一天都在断裂的边缘徘徊。身体发出的警报越来越多:常常感到头晕,手脚冰凉,月经紊乱且痛经加剧,晚上躺在床上,明明很累,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也是浅眠多梦,醒来比睡前更累。
进入初夏,天气变化无常。前几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温若兮下班时没带伞,为了省两块钱的公交费,硬是冒雨跑了二十多分钟回到出租屋。当晚就觉得喉咙发干,脑袋昏沉。她没在意,喝了点热水就睡了。
第二天,症状加重了。喉咙像着了火,吞咽口水都疼,浑身关节酸痛,尤其是腰和膝盖,又沉又痛。额头摸起来有些烫,但她没有体温计,也舍不得花钱去买。她照常去上班,只是动作比平时更迟缓,脸色苍白得吓人。
领班看了她一眼,皱了皱眉:“喂,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别是病了传染给别人。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请假回家,别在这儿硬撑。”
温若兮低下头,小声说:“我能干。”请假?请假要扣工资,全勤奖也没了。她请不起。
她强撑着整理货架,搬运箱装货物时,手臂酸软得几乎抬不起来,眼前一阵阵发黑。中午吃饭时,看着油腻的食堂饭菜,胃里一阵翻腾,一点食欲都没有。她只扒拉了两口白饭,就再也吃不下。
下午,症状似乎更严重了。她感觉一阵阵发冷,即使超市里温度不低,她还是忍不住打寒战。可过了一会儿,又觉得一股燥热从身体内部涌上来,背上渗出虚汗,浸湿了廉价工服的内衬。咳嗽也开始加剧,每咳一声都震得胸腔生疼。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她几乎是挪着步子回到“城郊巷”的隔断间。同住的女孩今晚有夜班,不在。小小的空间里闷热潮湿,弥漫着一股霉味。
她连衣服都没力气换,直接瘫倒在硬板床上。身体像散了架,每一个关节都在叫嚣着疼痛。喉咙的灼烧感更甚,头也痛得像要裂开。她知道自己发烧了,而且烧得不低。
她想起来喝点水,可暖水瓶是空的。她挣扎着爬起来,拿着那个掉了漆的搪瓷缸,摇摇晃晃地走到公共水龙头前,接了点凉水。冰凉的液体滑过灼痛的喉咙,带来一丝短暂的舒缓,随即却激起了更剧烈的咳嗽。
回到床上,她蜷缩起来,扯过那床薄薄的、带着潮气的被子裹住自己。冷,还是冷,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冷,让她牙齿都开始打颤。她把被子裹得更紧,身体缩成一团。
迷迷糊糊中,手机响了。是母亲张翠芬。
“若兮啊,”张翠芬的声音听起来也很疲惫,“你爸这个月的药又快吃完了,得去开新的。医院说有一种进口的效果更好点,就是贵,一个疗程要两千多……你看你那边……”
温若兮张了张嘴,喉咙疼得几乎发不出声音,她清了清嗓子,才发出沙哑的一句:“妈……我……我可能有点感冒,这个月工资还没发……”
“感冒?严不严重啊?”张翠芬问了一句,但语气里的关切很快被现实的焦虑覆盖,“唉,你爸这身体……那进口药医生说试试看,效果好就能减量……要不,你先问问同事借点?或者,你们超市能不能预支点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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