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振海的胃，像个无底洞，不仅吞噬食物，更吞噬着这个本就岌岌可危的家庭最后一点微薄的积蓄。
上次胃出血手术后的恢复并不理想。一方面是年纪大了，元气受损，另一方面，也是长期酗酒和营养不良埋下的病根太深。医生开的药从一种加到三种，有保护胃黏膜的，有抑制胃酸分泌的，还有促进胃动力的，每一种都不便宜。一个月的药费，加起来要将近一千五百块，这还不算偶尔需要去社区医院复查和打针的费用。
张翠芬在养老院做护工，一个月满打满算，扣除杂七杂八，到手不到两千八。她自己要吃饭，要付“城郊巷”那套稍大一点出租屋的租金（为了照顾温振海，他们租了个带独立卫生间的一室户，月租一千二），还要应付日常开销，所剩无几。温振海彻底戒了酒，人也沉默消瘦下去，偶尔接点看大门或者打扫小区的零活，收入极不稳定，且大部分也填进了药费里。
于是，压力的大头，无形中又落在了温若兮肩上。
她在“惠万家”超市的工资，扣除自己那三百五十块的隔断间租金、最基础的生活费和交通费，能挤出来的，一个月最多也就一千五左右。这一千五，几乎原封不动地转给了母亲，用于支付父亲的药费和补充家用。她自己，则真正活成了“生存”而非“生活”。
早餐是一个馒头或两个素包子。午餐是超市食堂最便宜的那档饭菜，或者干脆不吃，饿着。晚餐是清水煮挂面，拌一点酱油，偶尔奢侈地加个鸡蛋。衣服除了那两套换洗的工作服，几乎没有添置。护肤品早就用完了，现在只用最便宜的甘油擦脸。洗发水沐浴露买最大桶最廉价的那种，能用很久。
她像一根被绷到极致的橡皮筋，每一天都在断裂的边缘徘徊。身体发出的警报越来越多：常常感到头晕，手脚冰凉，月经紊乱且痛经加剧，晚上躺在床上，明明很累，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也是浅眠多梦，醒来比睡前更累。
进入初夏，天气变化无常。前几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温若兮下班时没带伞，为了省两块钱的公交费，硬是冒雨跑了二十多分钟回到出租屋。当晚就觉得喉咙发干，脑袋昏沉。她没在意，喝了点热水就睡了。
第二天，症状加重了。喉咙像着了火，吞咽口水都疼，浑身关节酸痛，尤其是腰和膝盖，又沉又痛。额头摸起来有些烫，但她没有体温计，也舍不得花钱去买。她照常去上班，只是动作比平时更迟缓，脸色苍白得吓人。
领班看了她一眼，皱了皱眉：“喂，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别是病了传染给别人。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请假回家，别在这儿硬撑。”
温若兮低下头，小声说：“我能干。”请假？请假要扣工资，全勤奖也没了。她请不起。
她强撑着整理货架，搬运箱装货物时，手臂酸软得几乎抬不起来，眼前一阵阵发黑。中午吃饭时，看着油腻的食堂饭菜，胃里一阵翻腾，一点食欲都没有。她只扒拉了两口白饭，就再也吃不下。
下午，症状似乎更严重了。她感觉一阵阵发冷，即使超市里温度不低，她还是忍不住打寒战。可过了一会儿，又觉得一股燥热从身体内部涌上来，背上渗出虚汗，浸湿了廉价工服的内衬。咳嗽也开始加剧，每咳一声都震得胸腔生疼。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她几乎是挪着步子回到“城郊巷”的隔断间。同住的女孩今晚有夜班，不在。小小的空间里闷热潮湿，弥漫着一股霉味。
她连衣服都没力气换，直接瘫倒在硬板床上。身体像散了架，每一个关节都在叫嚣着疼痛。喉咙的灼烧感更甚，头也痛得像要裂开。她知道自己发烧了，而且烧得不低。
她想起来喝点水，可暖水瓶是空的。她挣扎着爬起来，拿着那个掉了漆的搪瓷缸，摇摇晃晃地走到公共水龙头前，接了点凉水。冰凉的液体滑过灼痛的喉咙，带来一丝短暂的舒缓，随即却激起了更剧烈的咳嗽。
回到床上，她蜷缩起来，扯过那床薄薄的、带着潮气的被子裹住自己。冷，还是冷，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冷，让她牙齿都开始打颤。她把被子裹得更紧，身体缩成一团。
迷迷糊糊中，手机响了。是母亲张翠芬。
“若兮啊，”张翠芬的声音听起来也很疲惫，“你爸这个月的药又快吃完了，得去开新的。医院说有一种进口的效果更好点，就是贵，一个疗程要两千多……你看你那边……”
温若兮张了张嘴，喉咙疼得几乎发不出声音，她清了清嗓子，才发出沙哑的一句：“妈……我……我可能有点感冒，这个月工资还没发……”
“感冒？严不严重啊？”张翠芬问了一句，但语气里的关切很快被现实的焦虑覆盖，“唉，你爸这身体……那进口药医生说试试看，效果好就能减量……要不，你先问问同事借点？或者，你们超市能不能预支点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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