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8日清晨，白银的雪终于停了。阳光透过市局审讯室的铁窗，在地上投下一道狭长的光斑，正好落在高承勇的脚边。他坐在铁椅上，头依旧低着，灰色棉袄上的煤灰和泡面残渣还没清理，双手被手铐锁在桌沿，指节因长时间用力而泛白——从昨晚被抓至今，他除了承认11起白银本地案件，对包头、西宁的两起旧案始终闭口不谈。
张国孝站在审讯室外的监控前，指尖夹着根没点燃的烟。屏幕里，高承勇的肩膀偶尔会轻轻颤抖，目光总不自觉地瞟向桌角那袋证物——里面装着从他小卖部搜出的半块墨锭，墨锭上的“永”字和1996年包头赵某案现场的墨痕完全一致。“老陈那边怎么说？”他转头问身边的小李，声音带着熬夜后的沙哑。
“技术队刚发来消息，”小李递过一份检测报告，“从墨锭里提取到的微量DNA，和1996年包头赵某案现场烟头的DNA分型一致，都是高承勇的。还有西宁张某案现场的塑料袋，上面的墨渍成分也和这墨锭匹配。”
张国孝接过报告，目光落在“包头赵某案”几个字上。1996年他刚升为刑侦副队长，曾协助包头警方排查过这起案件：25岁的钢铁厂女工赵某在出租屋遇害，现场同样留有42码鞋印和墨渍，只是当时没找到关键证据，案子成了悬案。没想到时隔23年，这半块墨锭竟成了串联跨城案件的钥匙。
“把1996年的案卷调出来，”张国孝掐灭手里的烟，“我要再看一遍现场照片和证人笔录。”
回到办公室，小李很快抱来一摞泛黄的案卷。最上面的照片里，赵某倒在出租屋的土炕上，上身的蓝布工装被扯到胸口，颈部有一道深可见骨的刀伤，炕沿下的砖缝里嵌着半枚沾墨的鞋印。旁边的证人笔录里，一个姓王的老邻居写道：“案发前三天，见过个穿灰夹克的男人在楼下磨东西，有股墨味，听口音像甘肃的，说自己是来打工的。”
“这描述和高承勇的特征完全对得上。”小李指着笔录里的“灰夹克”，“2000年西宁张某案的证人也说，凶手穿的是灰夹克，手里还拿着个黑色布包，里面装着像石头的东西——很可能就是那方砚台。”
张国孝没说话，翻开西宁张某案的案卷。2000年，22岁的卖菜姑娘张某在城外土坡遇害，手里攥着个沾墨的塑料袋，袋子里有半块砚台残片——当时技术队鉴定残片材质为端砚，却没找到源头。直到昨天在凤凰山山洞发现完整砚台，才确认这残片正是砚台的另一半。
“走，去审讯室。”张国孝抓起警帽，心里已经有了思路。他知道高承勇的软肋——从昨晚的供述来看，他对母亲的离开始终耿耿于怀，而包头、西宁的受害者，都和他母亲有相似的特征：赵某穿的蓝布工装是他母亲当年的最爱，张某卖菜的摊位和他母亲曾摆摊的地方一模一样。
审讯室的门被推开时，高承勇猛地抬起头，眼神里满是警惕。张国孝把那袋墨锭放在他面前，声音平静却有分量：“1996年包头钢铁厂，25岁的赵某；2000年西宁城东区，22岁的张某——这两个名字，你应该不陌生吧？”
高承勇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手指在桌沿上快速划过，像是在掩饰慌乱：“我……我没去过包头和西宁，你们别乱栽赃。”
“没去过？”张国孝拿起那份DNA报告，放在他眼前，“这是从你小卖部搜出的墨锭，里面的DNA和包头赵某案的烟头一致；西宁张某案的塑料袋，上面的墨渍也和你的墨锭匹配。你还要狡辩吗？”
高承勇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目光死死盯着报告上的“DNA一致”，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张国孝继续追问：“1996年你在包头打工，为什么要杀赵某？她和你无冤无仇，你到底在怕什么？”
沉默了足足五分钟，高承勇突然笑了，笑声里带着哭腔：“她跟我娘太像了……那天我在钢铁厂门口看见她，穿的蓝布工装和我娘当年的一模一样，手里还拎着个布包，跟我娘当年去摆摊时拎的包一样……”
他的声音渐渐低沉，像是在回忆遥远的往事：“我跟着她回了出租屋，本来只想问问她，有没有见过我娘。可她看见我手里的砚台，突然骂我‘疯子’，说我手里的东西‘晦气’——跟我娘当年骂我爹的话一模一样。我当时就懵了，脑子里全是我爹抱着碎砚台哭的样子，然后就……就拿起了桌上的剪刀……”
说到这里，高承勇的眼泪掉了下来，砸在报告上，晕开一小片湿痕：“杀了她之后，我在她屋里待了一夜，磨了一整晚的墨，把血混在墨里，以为这样能‘镇住’她的怨气。第二天早上，我把墨锭掰了一半，藏在出租屋的房梁上，想着以后要是回来，还能找到……”
张国孝的心沉了下去。他没想到，高承勇的作案动机竟如此扭曲——把对母亲的怨恨，发泄在所有与母亲相似的无辜者身上。“那2000年的西宁张某呢？”他追问，“她只是个卖菜的姑娘，你为什么要杀她？”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