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花开的消息传来时,张佳乐正在工作室整理颜料。手机屏幕上是一张照片——南方的朋友发来的,一树火红的花开在青灰色老墙前,热烈得像要烧穿屏幕。她将照片递给林冰看,两人都没说话,但都明白:该启程了。
收拾行装用了三天。这次和从前不同——不是两个人的即兴之旅,而是一场有目的的寻找。行李箱里除了画具和乐谱,还多了档案袋、扫描仪、录音笔,以及那沓泛黄的信件复印稿。苏静来送行时带来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是清姨遗留的几样物品:一枚褪色的发夹、半支口红、一把生锈的钥匙。
“母亲保存下来的。”苏静将盒子轻轻放在桌上,“她说清姨走后,房东要清理房间,她赶去时只剩下这些。”
林冰拿起那把钥匙。铜制,柄端刻着模糊的花纹,可能是木棉,也可能是别的什么花。钥匙齿已经磨损,想必开过很多次门,等过很多人回家。
“我们去找那扇门。”张佳乐说。
出发前夜,两人都没怎么睡。张佳乐在检查行装清单,林冰在调试旅行用的便携吉他——比平时那把小巧,音色却意外地清亮。凌晨两点,她们并排躺在客厅地毯上,头顶是天花板,但仿佛能透过它看见南方的星空。
“你说,”林冰轻声问,“如果我们找到那间阁楼,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已经不在了。四十年,够拆很多房子了。”
“那木棉树呢?”
“树比人活得久。”张佳乐侧过身,看着林冰的侧脸,“如果找到了,我要在树下画一幅画。不用颜料,用木棉花瓣捣碎的汁液。”
林冰也侧过身,两人在昏暗中对视。“那我就用那把钥匙的声音作曲,”她说,“如果还能开门的话,录下开锁的声音。如果开不了,就录下它摩擦锁孔的声音——那也是一种对话。”
她们在晨光中出发。出租车驶向机场时,城市还未完全醒来。张佳乐靠着车窗,看街景一帧帧后退——熟悉的咖啡馆、常去的画材店、那年山洪后一起躲过雨的屋檐。林冰握着她的手,指尖在她掌心无意识地画着圈,像在谱一首无声的曲子。
“紧张吗?”林冰忽然问,正是张佳乐在山洪前夜问过的话。
“有点。”张佳乐诚实地说,“怕找不到,更怕找到了,却不知该说什么。”
机场大厅里人群熙攘。她们托运了行李,只背着随身包——张佳乐的包里是素描本和那盒新颜料,林冰的包里是吉他和录音设备。过安检时,工作人员多看了那把吉他两眼,林冰微笑着解释:“是乐器,不是武器。”
飞机起飞时,张佳乐一直看着窗外。地面越来越远,城市缩成一张地图,河流是蓝色的血管,道路是灰色的神经。她想起清姨信中的话:“有时觉得,我们像在暗夜中行走的人,不知何处是尽头。”
而现在,她们正在飞向那片暗夜曾经笼罩的地方,带着光。
飞行途中,林冰一直在看那些信件的复印件。她看得很慢,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张佳乐则翻开素描本,开始画想象中的阁楼——凭清姨信中零星的描述:朝南的窗,能看到木棉树;窄窄的楼梯,上楼时会吱呀作响;一张共用的大书桌,两人各占一头。
空姐送来餐食时,张佳乐才意识到已经飞了多久。她看向林冰,发现对方不知何时睡着了,头轻轻靠着舷窗,手里还捏着信纸。她轻轻抽走信纸,看见林冰在背面用铅笔写了几行小字:
“木棉花落在肩头时
你可曾听见琴声
在另一个时空继续
我们来了
来接那首未完成的歌”
飞机降落时,南方的热气扑面而来。和北方的干爽不同,这里的空气湿润厚重,带着植物蓬勃生长的气息。她们叫了车,驶向预订的民宿——苏静帮忙找的,在老城区,离清姨信中提到的区域不远。
民宿是栋三层小楼,主人是对老年夫妇。阿婆在门口迎接她们,手里摇着蒲扇:“苏静交代过啦,说你们是来寻人的。房间在二楼,窗户外头就能看见木棉树——不过这个季节,花都快落完喽。”
房间小而整洁,木地板踩上去有柔和的回响。张佳乐推开窗,果然看见不远处一株高大的木棉树,花已谢了大半,枝头挂着些零星的红色,地上落着一层厚厚的花瓣。
“是这棵吗?”林冰走到她身边。
“不知道。”张佳乐看着那棵树,“但每一棵看过她们离去的木棉,都值得纪念。”
她们安顿好行李,下楼向阿婆打听。阿婆在这里住了六十多年,对这片街区了如指掌。她眯着眼睛听清姨和明慧的名字,摇头:“不记得咯。七几年的时候,这一片好多租客的,人来人往。”
但当林冰描述阁楼、钢琴、抄写的工作时,阿婆忽然想起什么:“等等,你说钢琴……我好像有点印象。街尾那栋黄色小楼,以前住过一个教钢琴的女老师,长得秀气,不太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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