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薛晨握着啤酒瓶，指尖在冰凉的玻璃上无意识地摩挲。酒吧里的灯光调暗了些，只剩下每张桌上摇曳的烛光和舞台边缘的暖黄色灯带。王杰去吧台端来一盘烤豆腐，杨欣悦又添了些瓜子花生，小小的卡座被食物和酒瓶包围，像个临时的避风港。
“刚才那首歌，”婓轻声开口，“叫《背吉他的孩子》？”
肖薛晨点点头：“随便起的名字。其实我不太会起名，就是想到什么写什么。”
“歌词里那句‘吉他会说话’，我很喜欢。”陈倩说，“能说说你是怎么开始学吉他的吗？”
这个问题让肖薛晨沉默了片刻。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指节分明，指尖有厚厚的茧，左手按弦的位置已经磨出了一层淡黄色的硬皮。烛光在他的睫毛上跳跃，投下细碎的影子。
“我爷爷会拉二胡。”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山里的冬天很长，晚上没什么事做，爷爷就拉二胡，奶奶在旁边纳鞋底。我小时候睡不着，就趴在炕上听。”
他的河南口音在讲述往事时变得更明显了些，带着一种朴实的韵律感。
“七岁那年，村里来了个收山货的贩子，车上绑着把破吉他。我第一次见到那东西，六根弦，大大的肚子，觉得特别神奇。”肖薛晨的嘴角微微上扬，那是回忆带来的本能反应，“我跟着那辆三轮车跑了好远，就想多听几声——那人随手拨弄了几下，声音跟二胡完全不一样。”
老李给他倒了半杯茶：“后来呢？”
“后来我就老想着那声音。但山里哪来的吉他？直到我十岁生日那天……”肖薛晨顿了顿，“其实我们山里孩子不过生日，但那天爷爷从镇上回来，背着一个长长的布包。”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那是整个晚上最生动的时刻。
“是一把二手吉他。琴颈有点开裂，用胶粘过，弦也生锈了。但爷爷说，他在废品站看见的，五块钱。”肖薛晨比划着，“这么大，我抱都抱不稳。爷爷说，喜欢就学，不会就自己琢磨。”
王杰插话道：“我记得那把吉他，现在还放在他屋里。修过好几次了，但他舍不得换。”
肖薛晨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那是爷爷给我的最后一件礼物。”
“没有人教，你怎么学的？”张和问。
“最开始真的就是瞎弹。”他说，“村里唯一有手机的人家，小孩在外地上学，放假回来时我用帮他家干三天农活的代价，借他手机看了半小时吉他教学视频。”
他做了个手势：“就那半小时，我学会了C、G、Am、F四个和弦。后来发现，很多歌用这几个和弦就能弹下来。”
“可是乐理呢？节奏呢？”老李毕竟是搞音乐的，问得专业。
肖薛晨摇摇头：“不懂乐理。节奏……我是听爷爷的二胡，还有山里的声音学的。下雨有下雨的节奏，刮风有刮风的节奏，鸟叫也有鸟叫的节奏。”他抬起头，很认真地说，“音乐不就是把听到的声音记下来吗？”
这句话让在座的人都愣住了。如此简单，却又如此深刻。
“那写歌呢？”我问，“什么时候开始写自己的歌？”
这次他沉默得更久，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那是《背吉他的孩子》前奏的节奏。
“爷爷走后的第一个月。”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我在发廊后面的小隔间里，睡不着，抱着吉他。突然就想，要是爷爷能听到我现在弹琴就好了。然后……歌词自己就冒出来了。”
他清了清嗓子，低声哼了几句：
“山里的月亮又圆了/您说的那颗星星还在老地方/我学会新歌了/您怎么不来听了呢……”
哼到这里，他停住了，摇摇头：“那时候写得不好，就是心里憋得慌，非说出来不可。”
“后来就一直在写？”陈倩问。
“嗯。打工的时候写，走路的时候写，睡不着的时候也写。”肖薛晨说，“歌词本换了好几个，都是最便宜的那种作业本。现在大概……有六七十首了吧，完整的。”
“六七十首？”老李睁大眼睛，“你都记得住？”
“自己的东西，怎么会忘。”肖薛晨说得理所当然，“每首歌是什么时候写的，那天发生了什么，天气怎么样，我都记得。”
杨欣悦轻轻碰了碰王杰的手臂，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那是骄傲又心疼的眼神。
“你刚才唱的那首，”婓说，“中间那段口哨，是故意的吗？”
提到音乐细节，肖薛晨明显放松了许多：“对！那是我在工地干活时学的。有个四川的工友会吹口哨，各种鸟叫都能模仿。我磨了他三天，他教了我最基础的。后来我自己琢磨，发现口哨和吉他能合上。”
他现场演示了一下——先是一段简单的吉他旋律，然后加入口哨。二者交织，竟然有种奇妙的和谐感，像山间的风穿过竹林。
“天才。”老李低声说，然后提高音量，“小晨，你有没有想过……系统地学音乐？”
肖薛晨愣了一下，随即摇头：“李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在杰哥这里干活，有空就写歌唱歌，够吃了。”
“可是你的才华……”
“山里人有句话，”肖薛晨打断老李，语气温和但坚定，“种子落在石头上，就学着在石头缝里长。不一定非要进好土。”
这句话让整个卡座安静下来。只有酒吧的背景音乐还在轻轻流淌，是一首不知名的英文老歌。
王杰举起酒杯：“来，为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树，干一杯。”
我们都举杯。玻璃碰撞的声音清脆悦耳，烛光在酒液里晃动，像碎了的星星。
喝过这轮酒，肖薛晨的话匣子似乎打开了。他讲了更多关于音乐的事——如何从雨声中找到切分节奏，如何把奶奶哼的催眠曲改成民谣，如何在最难过的时候写下了最温暖的歌。
“其实音乐对我来说，”他最后说，“就是个伴儿。跟爷爷的二胡一样，是个夜里能说话的伴儿。”
说这话时，他的表情很平静，就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但我们都听懂了那句话的重量——对于一个曾经一无所有的人，音乐不是梦想，不是事业，而是黑暗里的一根绳子，握住了，就能顺着爬上来一点。
“那你是怎么来到大理的啊？”张和问出的问题也是我们想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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