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15日，清晨六点，从北京开往广州的列车缓缓驶入深圳站。
沈知秋从睡梦中醒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透过车窗向外望去。晨雾中的深圳站还很简陋，低矮的站房，水泥月台，与北京站的恢宏大气形成鲜明对比。但站台上涌动的人潮，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活力——扛着大包小包的商贩，穿着各色服装的外地人，还有不少说着粤语、戴着金链子的本地人。
“到了。”对铺的顾怀远已经收拾妥当，将两人的行李从行李架上取下来。
同行的还有另外四名北大学生：研究生师兄李建国、张明，大四的学姐王红梅、师兄陈志强。六个人提着行李，随着人流走出车站。
一出站，热浪扑面而来。六月的深圳，气温已经超过三十度，空气中弥漫着海腥味和尘土味。车站广场上，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叫卖声、喇叭声、讨价还价声，还有听不懂的粤语。
“好热......”王红梅擦了擦额头的汗，“比北京热多了。”
李建国打量着四周：“这就是特区？看起来跟普通县城差不多嘛。”
确实，1981年的深圳，还远不是后世那个现代化大都市。目之所及，大多是低矮的房屋，尘土飞扬的土路，只有远处几处工地上的塔吊，暗示着这里正在发生着什么。
沈知秋却看得心潮澎湃。她前世来过无数次深圳，但那是几十年后高楼林立的深圳。眼前的这个深圳，原始、粗粝，却充满了勃勃生机。她能看到，那些工地正在建设的，将是这个国家第一批高层建筑；那些尘土飞扬的道路，不久后就会变成宽阔的柏油马路。
“走吧，先去报到。”顾怀远对照着手中的地址，“进出口公司在罗湖区，咱们得坐车过去。”
车站外停着几辆破旧的中巴车，司机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揽客：“去罗湖！去罗湖！一人五毛！”
六人挤上一辆车，车厢里已经坐了不少人，大多是带着大包小包的商贩。车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前行，沿途的景象让沈知秋既熟悉又陌生。
路两旁，能看到大片农田和鱼塘，但更多的是正在施工的工地。围挡上刷着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速度，特区精神”。工地上，工人们赤着上身，在烈日下劳作，号子声此起彼伏。
“看那边！”张明指着窗外，“好高的楼！”
远处，一栋十几层的高楼已经封顶，在低矮的建筑群中鹤立鸡群。那是深圳当时最高的建筑——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
“听说那楼五十天就建好一层，真是‘深圳速度’。”陈志强感慨道。
沈知秋默默看着这一切。前世她读过很多关于深圳建设的资料，但亲眼所见，还是被震撼了。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每一天都在创造奇迹。
车子在罗湖一栋三层小楼前停下。楼前挂着“深圳经济特区进出口公司”的牌子，字迹有些斑驳，但门口进进出出的人流，显示出这里的繁忙。
六人提着行李进去，在一楼找到了人事科。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干部接待了他们，看了介绍信后，热情地说：“北大的高材生，欢迎欢迎！早就等着你们来了。”
她拿出几份表格：“填一下，然后分配宿舍。男生住公司后面的集体宿舍，女生住招待所，离公司不远。”
填完表，沈知秋和王红梅被安排到附近的“春风招待所”。说是招待所，其实就是一栋四层旧楼，设施简陋，但还算干净。
房间在二楼，是个双人间。沈知秋放下行李，推开窗户，能看到楼下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对面是一家新开的“港式茶餐厅”，招牌上写着繁体字，门口排着队。
“知秋，咱们收拾一下，下午去公司报到吧。”王红梅说。
“好。”
简单洗漱后，两人去公司。进出口公司虽然楼不高，但内部很繁忙。走廊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各个办公室都堆满了文件和样品。
沈知秋被分配到业务三科，科长姓林，四十多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语速很快：“小沈是吧？陈教授的学生？好，欢迎。咱们科主要做轻工产品出口，服装、玩具、塑料制品这些。你先跟着老刘学，他是老业务员了。”
老刘三十五六岁，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常跑外勤的。他带着沈知秋熟悉环境，介绍业务：“咱们深圳进出口，主要优势是毗邻香港。很多香港客商过来订货，咱们从内地组织货源，通过这边出口。”
沈知秋认真听着，不时提问：“现在出口量最大的是什么产品？”
“服装，特别是牛仔裤。”老刘说，“香港那边需求大，内地生产成本低，咱们赚个差价。不过竞争也激烈，广州、珠海都在做。”
“利润怎么样？”
“还行，一单能赚百分之十到十五。”老刘压低声音，“不过现在政策变化快，得随时盯着。上个月就出了新规定，有些产品出口要许可证，差点卡住一批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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